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鞍山

　　5月9日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60多年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一场殊死搏斗。在世界东方，中国人民最早举起了反法西斯的旗帜，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5月8日，记者经过多方查找，寻访到鞍山军分区离休老干部，如今已经82岁的徐福德。他向我们讲述了日本投降后鞍山的情景。

　　“1945年8月，我正在山东的随营学校里学习。当时我是冀鲁豫军区的侦察参谋，相当于杨子荣的角色。8月份，学习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首长把我们这些学员叫到操场上说，要派一些人去东北，愿意去的站到一边，想要回部队的站到另一边。当时我看不少学员都想去东北，我就跟着站过去了。”当时的徐福德刚刚23岁。

　　从山东出发的时候，徐福德所在的部队什么装备也没有，“大家就那么赤手空拳地出发了，上面说要到东北后统一给装备。”徐福德到达沈阳的时候，彭真等领导人当时正率部队在沈阳作战，后来徐福德接到了上面的命令，到鞍山整编一支由工人组成的队伍。

　　“我记得当时日本刚刚投降，由于日本撤退，东北一些地方就处在无政府状态。在去鞍山之前，只知道有一个叫崔喜峰的人领导着一支队伍，组织派我去与这个人联络，接收他们的队伍。”

　　徐福德一行是第一批日本投降后到达鞍山的共产党队伍。当时苏联红军已经进驻鞍山，并且在几个入城路口都设了哨卡。在鞍山境内除了崔喜峰的队伍外，还有一支国民党队伍。徐福德于8月下旬到达鞍山，但被驻守在立山的苏联红军拦在了城外。“我们在立山下的火车，一些外国兵把我们拦住了，不让进城。当时苏联红军刚刚接受日本投降，严格限制部队入城。虽然我们是八路军，但因为没有‘路条’———介绍信，苏联红军没让我们进城。”徐福德只好连夜重新返回沈阳，“第二次回来，我们手里拿着介绍信，这回苏联红军放行了。但我们只听说过崔喜峰这个人，也不知道他们的队伍在哪里，所以只好到鞍钢大白楼住下。”

　　当时日本兵已经撤离了鞍山，鞍钢处于停产状态。“那时鞍山还沉浸在日本投降撤退后的气氛中，街面上相对还算安静，但有点凌乱。我们一起来的人都头一次看见高炉，在大白楼住的时候，我们从来没见过煤气等东西，大家都觉得好奇，把煤气的开关扭来扭去。”经过一番打听后，徐福德找到了当时驻扎在腾鳌的崔喜峰部队，“他的部队当时有几千人，大部分都是鞍钢的工人，队伍是自己组织起来的，我们穿军装，他们没有军装，老百姓就管我们叫‘黄八路’，管他们叫‘黑八路’。按照上级的意思是要整编这支队伍，把它按照我们正规部队建制。”

　　在2中操场上，崔喜峰的“土八路”部队接受了徐福德等人的整编，按照正规军的建制，崔喜峰的部队改建成一个团，番号为743。这是鞍山第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正规军。

　　“整编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就秘密部署了占领警察署的计划。由于日本刚刚投降，警察署当时也处在无政府状态，我们就想应该占领这些地方，以免他们闹事。当晚派出20多个小分队到全市各个警察署，天一黑，我们就出发了。我负责去铁西的一个警察署。我带着几个人冲进去，警察根本没反抗，立刻就缴了枪。我一个人就缴了三把枪。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把全市所有的警察署全部占领了，几乎没费一枪一炮。”

　　当时在鞍山还有一支国民党部队，但由于人员少，崔喜峰的部队整编为743团后，国民党队伍就退守到千山一带活动。“当时鞍山街面上很和平，各种店铺都在照常营业，老百姓脱离了日本兵的统治都很高兴，可以说当时的治安情况还是很好的，没有人趁乱打劫。我们每天都到小饭馆去吃饭，一些工人有时还回到工厂去看看。街面上能看见苏联红军和一些八路军。”

　　“按照当时的部署是要抢在国民党前面占领日本撤退后的城市，这叫‘抢板凳’，我来鞍山就是完成了这个任务。”徐福德在崔喜峰部队整编之后不久，就和部队一起离开了鞍山，征战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直到1974年再次回到鞍山工作。首席记者王海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