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三角：外来务工者拥有多元化的就业选择

　　新华网上海5月11日电 题：外来务工者拥有多元化的就业选择

　　新华社记者柴骥程、朱立毅

　　“缝纫女工荒”“保姆荒”“技工荒”……近年来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民工荒”，显示出进城务工者已经拥有多元化的就业选择。农民工不再安于现状，开始用耐心和行动表达选择的愿望。

　　“民工荒”并非总量缺乏

　　在浙江省永康市一个露天劳动力市场上，春天午后的阳光把“守”在这里的人们烤得有些烦躁，来自安徽省霍邱县的陈开吉却慢悠悠地踱着步子。当这位25岁的年轻人走近那些招工的牌子时，总会被热情相邀：“要不要去厂里看看？”他停下脚步，询问工资待遇，然后又憨厚地笑着离开。

　　在这个被称为“五金之乡”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提供几乎清一色的“五金工”岗位。“听说常有人在这里手指受伤，所以想知道厂里的防护措施怎么样，每月工资有没有超过1000元，能不能提供住的地方。”他说，如果再过两天还是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就会跟着老乡去附近的杭州或苏州看看。

　　和陈开吉一样，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常常无奈却又迫切地接受一些待遇低、条件差，甚至带有危险性的工作，开始对工作进行比较、选择。一些地区由此出现了“民工荒”。

　　我国劳动力过剩。许多专家将这种“民工荒”与“人口大国”极不相称的现象归结为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

　　多元化就业选择成为可能

　　“局部地方发生民工荒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太低。”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资料说。这份调查显示，该地区进城务工者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收入只够每天吃四碗炸酱面。

　　观察人士指出，我国的农民天性并不喜欢流动，他们选择进城打工，是因为城市和农村，以及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

　　不过，近年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其中包括逐步取消农业税、改造农村电网以降低电价、改善农村教育条件等，这让一部分原本打算外出的农民愿意留在生活平静、物价较低的农村。

　　浙江省统计局负责城市调查的官员说，一方面进城务工者的供给总量呈下降趋势，一方面我国经济以每年超过8％的速度增长，在增长方式上还没有摆脱劳动密集型的特征，仍需要大量劳动力填补。在一增一减之间，现有务工者的选择范围增加，部分地区和行业自然出现“民工荒”。

　　在一部分人回到农村的同时，还有一大批在城市“漂流”多年的农民工逐渐成熟起来，他们具有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相应的“谈判能力”，开始频繁“跳槽”，以寻找收入更高、环境更好的工作。而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也开始大量进入就业年龄，他们的文化程度比上一代人高，自主选择就业的意识和能力更强。

　　博弈中的正面效应显现

　　在长三角地区，对外来务工者权益的保障也走在全国的前列。同时，当地政府和社会也开始提供大量就业信息，以供进城务工者选择合适的工作岗位。

　　在浙江，那些给外来务工者设立门槛的外来务工证、计划生育证、就业证和暂住证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在江苏的江阴、张家港和常熟等地，80％以上的外来务工者被纳入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上海，设在各区的劳动力市场每天通过电子屏幕发布大量就业信息。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林凌说：“由于长三角地区的工资相对较高，又有一系列保障外来务工者权益的政策，他们感到自己的权益比较有保障，才愿意去那里干活。”

　　今年，来自江西、湖南、安徽等地的数据都显示，春节后，进城务工者流向长三角的热度已超过了珠三角。事实上，即使在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者对地区和行业的选择也十分明显：在浙江南部几个频繁发生劳动者权益受损事件的县市，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尤为突出。

　　浙江长兴是我国重要的蓄电池生产基地，但是目前，一些职业卫生防护措施不到位的企业甚至招不到工人。当地一家公司的行政助理孙爱民说：“在劳动力市场，前来求职的务工者会首先询问公司的卫生防护情况，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他们开始表达自己的愿望，并已初步具备实现这些愿望的自身能力和外部社会条件。”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连晓鸣认为，“这对于仍处于相对弱势的进城务工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