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高考移民

　　高考临近，关于高考作弊严打的新闻也多了起来，今年出现的新名词是“高考移民”。

　　前几日的陕西《华商报》这样写：有知情人向本报反映，有人为牟取暴利、提高学校升学率，和“蛇头”串通，组织一批山东、河南籍考生到陕西铜川考试。铜川矿务局一中200多名突增的学生中，就有大量来自山东、河南两地的“高考移民”。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由于各省之间录取分数线有较大差别，高考移民这股暗流，正在高考前的中国各省间涌动。

　　高考作弊手段越来越匪夷所思了。一国之内，各省之间的“非法流动”叫做“偷渡”，运作高考生跨地区考试的人叫“蛇头”。依笔者看来，这个作弊现象称为“高考偷渡”显然更为准确。其实这种现象早已不是新生事物，媒体找个新概念炒一下冷饭而已。至少十年前，由于高考政策自身存在着巨大漏洞，这种“移民潮”就已经暗流涌动，被某些人运用得十分纯熟。“移民潮”的特点一是向北京、上海等升学率高、分数线低的大城市流动，二是向内蒙古、青海、甘肃、西藏等分数线较低的边远地区流动。往大城市流动，往往要买房、投资才能迁户口，成本很高，因此大多数学生家长选择了后者。

　　这种跨省区的“偷渡案件”让人想起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有些有头脑的人利用省区之间的物价差异进行贱买贵卖，被当作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转眼之间，随着经济体制的完善，贱买贵卖成了商品经济中最基本的操作手法。高考中的投机倒把也许与做生意有不同，但我实在看不出本质不同在哪里。从制度设计来说，为何高考长期存在这样的低级漏洞？为何只抓个案而不去弥补游戏规则？这样的漏洞是不是人为设计的？如果是人为设计的，是为谁设计的，谁是既得利益者？谁又是规则的受害者？面对这些问题，不由让人浮想联翩。

　　我生长在高考大省河南，十年前参加高考时，已经有同学打通亲戚朋友关系移民到北京，那位班里的后十名（在河南上中专都悬）考上了北京某重点大学，而我这个班级前两名上了河南一普通大学。同一国家，一省之隔，考生身份一变，人生命运就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当时我不怪自己没发挥好，只怪自己出身不好，爹娘没钱没权首都也没人脉资源。还听说有世代汉族的学生摇身一变更了名换了姓，成了少数民族，高考成果同样惊人。后来才知道，高考政策里照顾了青海、西藏等教育落后地区，更照顾了北京、上海这些教育发达地区，前者是政策扶贫，后者只能称为地方保护主义。

　　有这样的示范效应，有这样高的“利润回报率”，高考移民等各式作弊手段就一直在地下红红火火地进行，成为游戏规则掩护下半公开的潜规则。高考这个号称惟一公平的大学升学制度其实一直在制造着不公平，不公平的受益者是城市，城市越大越发达，攫取利益就越多，而被损害者为广大的农村；不公平的受益者是有办法的人，有票子有门子有老子的人，受害者是那些被剩下的大多数人。

　　去年笔者所在的城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考场舞弊案，老师卖答案给学生而锒铛入狱，看着这消息，有些人就笑了，毕竟是落后地区，什么年代了，还传纸条。家乡的乡亲只觉得委屈，不就是多给孩子一个上学机会吗？但乡亲们不知道的是，当你老实答题的时候，人家就开始传纸条；当你学会给孩子传纸条，人家已经“移民”到了首都；而当你终于学会了“移民”，人家已经移民到海外了。永远领先你一步，就永远领先游戏规则。你只是“时尚”的跟风者，而跟风者才是被曝光被严打的对象。你只能永远是小偷，有些人则永远是大盗；就像你砍了一个人成了杀人犯，人家砍了无数人的被称为大侠。

　　于是很佩服流沙河的一句话：“大盗不盗，人家把街上的物价翻上一番，你口袋里的钱就少了一半。”

　　潘采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