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模的颠覆与回归

　　何东男 51岁 记者

　　考拉靴 女31岁 IT专业人员

　　何东：我是20世纪50年代初生人，从小学就知道有“劳动模范”这个光荣称号。最早也印象最深的劳模，就是北京的淘粪工人时传祥，他因为成了全国劳模，还被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接见，使劲握住他的双手。当时就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可真是社会上的大英雄，甚至当时我还萌发过要去当淘粪工人的冲动。那时北京胡同里经常会有淘粪车停留，即使闻到大粪很臭，我也认为淘粪的环卫工人很了不起。

　　当年是人人都争先进，个个都害怕自己是落后分子。

　　考拉靴：我们这一代不太一样，当年就以为谁劳动得好，谁就是劳模了，而且只限于工、农、兵三类人。似乎劳模就是大禹的后代，只有一心一意为大家谋福利、“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人才配当劳模。感觉“可望不可及”，从没想当的奢望。

　　何东：后来我下乡当知青，已经是半农民状态了，在乡下根本就没有评劳模这一说了。但生产建设兵团，还评先进典型。可仍然很遗憾，我下乡8年一次“先进”都没评上过。但我们家有劳模，我姐姐没下过乡，她是售货员，她不但当过劳模，而且年年都是劳模。家里光奖状就有一摞。所以我虽然一向落后，还曾经非常羡慕我姐姐和一切劳模。

　　考拉靴：我们全家人既然都在学校里，没有一个当过劳模，所以我只是知道有这个称号，可跟身边的人具体不起来。

　　何东：等到70年代末我从乡下回北京，当时社会的变化天翻地覆，劳模也不那么吃香了，都经常成了被人们调侃的对象。

　　考拉靴：可能因为我的生活确实离劳模很远，所以既谈不上羡慕，后来也不会调侃劳模什么。只是到80年代社会刚开放时，我从别人的说法里，只认为早期劳模就会埋头苦干，可没什么脑子，心里总感觉他们就是一些形象呆板的人。但劳模从上到下的颠覆过程，我没有。

　　何东：有一度心理上挺接受不了这种颠覆的。小时候认为时传祥、王进喜、张秉贵，都那么了不起，怎么一下就从天上都摔到地上了呢？

　　可近几年，劳模的称号又开始正面回归了。但人们一谈起传统意义的劳模，脑子里还会浮现出某种模式化的印象，所以我想随着社会的变迁，劳模和劳模标准，也确实应当与时俱进有所变化。否则，即使评选再多劳模，也未必会有多少人肯信服。

　　考拉靴：像我这样的，以前就对劳模没有直接了解和接触，只能是从报纸、电视上去间接认识他们。可就是近几年，我从报上能见到的劳模或先进典型报道，也还是有各报雷同的痕迹。起码读起来就不生动，更像是老的报告材料。这样一写，可能本来确实在工作、劳动中有业绩的活生生一个人，就会僵化成了被镶进镜框里的单薄“照片人”。似乎他们都从来不食人间烟火，生来先进、一世英雄，因此让人不敢学、无法学、也不想学。就说过去宣传雷锋，印象里，他一直都穿得破破烂烂，除了工作就去帮助别人。可其实雷锋也有皮夹克，也喜欢过身边的女人，也有他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

　　何东：其实劳模们也在一年一年发生着变化。五一之前，我刚去重庆采访了一位公安局禁毒总队的女劳模陈光明。她就跟你说的那种让人不敢学的劳模大不相同了。她既能在本职工作中做出非常杰出的业绩，而且更喜欢时髦打扮追求新潮。而且她有个性、有脾气、甚至从不讳言自己生活中的缺陷和遗憾。像这样的劳模，不但让人感觉应该去学习她，而且在整个采访中，她还让我从心里非常钦佩。

　　考拉靴：我也希望见到有更多像这样的，以更活生生的人为最大前提的劳模能大量出现在自己身边。比如我想，当年雷锋没被树起来之前，恐怕他也并不是整天都只为当一个劳模而去活着吧？他肯定也有七情六欲和很丰富的人生，而不是被剔除掉所有复杂人性，就剩下了“好人好事”。

　　何东：难道你不认为在一个集体或团队当中，有先进榜样能让人学习，要比人心涣散没榜样可学更好嘛？

　　考拉靴：话倒应该这样说：无论是一个企业、公司，首先应当建立起科学严谨的公共职业规章和标准。这样可能会比立起某一个人作榜样更靠得住，同时也更符合现代集体或者团队的人文精神吧。当然，如果在这样的集体或团队当中，自然涌现出某一个或某几个在职业、在人格、在魅力上都非常先进、优秀的人物，我想在他身边也自然就会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每个人都会尊重和学习这样的榜样。所以，榜样应当自然而然地产生，而不应当刻意拔高标准，大树特树。那样反而会失去榜样本有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