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导演

　　忘了在哪儿看过这样一个笑话：某学生想去电影学校，但是不知道该学什么专业，于是就找到一位电影学校的老师去咨询。这个老师问他：“会画画吗？”学生答曰：“不会。”“那没法去美术系了。会演戏吗？”“不会。”“那没法去表演系了。会照相吗？”“不会”“那没法去摄影系了……什么都不会啊，那你去导演系正合适！”

　　笑话就是笑话，导演这个职业表面上看，好像是这个样子，实际上这个“担子”可不轻松。导演在剧组里是顶头上司，就像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总经理是上有董事下有员工，导演是上有制片下有演员。不过总经理就负责赚钱，导演不但要赚钱，还要创作，兼顾艺术和商业。谁敢说剧组“总经理”这个职务轻松？

　　导演这个职业表面看是既轻松又舒服：坐在监视器后说几声“CUT”就搞出一部电影，经常出现在闪光灯和宣传片里，统领着帅哥美女明星被人前呼后拥。可是谁又能看到他们为了赶进度长期缺觉，为了抓镜头再恶劣的自然条件也得上，精神高度紧张，吃了上顿没下顿，长时间的精神和身体疲劳带给他们的是各样的慢性病呢？

　　中国导演是最特殊的一个群体，外人看来收入很高，呼风唤雨，实际上一边被投资方逼着赚钱，苦恼于艺术和商业的平衡，还要协调好剧务控制好演员。而且这样的工作压力几乎是外人看不到的，也就别提会有人去关心他们的生存状况了，只有当他们累倒、病发，或许才会有人去关注他们工作的艰辛、强度和困扰的问题。

　　别让导演成为“吊唁”

　　让我们看看中国导演们的身体都是怎样一个状况：

　　冯小刚因为有了好老婆徐帆的照料，所以在家里生活相对有规律，但在外拍戏时就没这么好了：“3个小时的睡眠，一天吃一顿是常事。”

　　据《新闻晨报》报道，拍完了《可可西里》，陆川经常说这么一句话：没进可可西里之前，我还是个热血青年，现在已经变成中年秃头了。为了拍摄这部挑战生命极限的电影，他几乎把命都搭进去了。

　　田壮壮说：“导演是个很辛苦的工作，每天都要泡在片场，别人休息的时候，导演还要琢磨下面的戏怎么拍。几天几夜不合眼是家常便饭。”张国立说自己每天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奢侈一点就是六七个小时。由于长时间工作的原因，现在落下了心口痛的毛病。

　　《恋爱中的宝贝》开机后，李少红就一直在赶戏，平均一天拍戏16个小时，每天坚持在片场，有一天在北京拍摄时连续工作27个小时没有睡上一会儿。当时又逢夏天，连续紧张的拍摄和持续的高温，让李少红终于体力不支，累倒在片场。

　　张扬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因为工作和生活习惯，我现在几乎是每天就吃一顿饭。”张扬说自己也希望能像别人一样有规律地生活和工作，但由于职业性质使然，他只有量力而行。

　　拍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徐静蕾因胃痛到被救护车接走，“真是这辈子第一次乘救护车。前一天就开始疼，忍着，胡乱吃一些胃药，继续工作，但到第二天也没见好，实在撑不住了，才去医院。”后来，一向怕去医院的徐静蕾经朋友介绍到上海某医院做了个彻底的检查，结果查出了胃溃疡、胃粘膜萎缩、胃窦炎。这就是导演的生存现状啊。

　　制片人制可能会是导演的解药

　　由于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进程还在推进中，也没有制片人制，导演的工作往往很多很杂，恨不得剧组里锅碗瓢盆的事都要负责。为了自己的影片，许多导演既要负责艺术上的事，也要承担许多经济上的事。

　　而国外的体制比如美国的好莱坞，是以制片人为中心批量生产电影的流水线，导演只是制片人的雇员，剧本的确定、主创包括演员的选择都由制片人来定，导演也随时可替换。而且导演都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基本周末不会开工。

　　总的来说，中国导演处于这样恶劣的生存状况，主要还是由于投资压力过大造成的。对大多数导演来说，要找到投资太难了。而投资方又都从商业的角度考虑问题，甚至总是功利地希望花小钱办大事，用最短的时间拍最好的片子。这样的话，对于好不容易找来的资金，绝不能错过，导演们就只能听从投资方的意见，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用到刀口上，这样就会出现导演们即使身体不适也要撑下去，直到电影拍完。

　　导演在这样的状态下，能出精品电影吗？！谁愿意去看病病秧秧的导演拍的抠抠嗦嗦的电影？惟有对中国电影的体制进行改进，才能还中国导演一个健康的生存状况，也是给中国电影一个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