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天下 骑驴还是驾车

　　在我看来，旅行的方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浪漫主义方式，一种是理想主义方式。

　　浪漫主义方式可驾车来实现；理想主义方式可骑驴来完成。

　　人若想浪漫，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实现的。试想一个人独处荒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顷刻天使降临，大声礼赞他浪漫，有情调沐春风，迎甘露，我想这个天使算是触了大霉头，这个正郁闷着的倒霉蛋岂能不一木棍，把这个嗡嗡嘤嘤的怪物打将下来？所以说浪漫的支撑物是金钱。

　　人若想追求点理想信念，没有精神鼓舞也是万万不能实现的。咱还说那个荒郊野岭中的倒霉蛋。他为什么要执意留在那无人之处，忍受着俗人所不能理解到的苦呢？比如瓦尔登湖畔的梭罗，南山脚下的陶潜，那一定是他们体会到了俗人不能体会到的幸福。天使又来了，什么也没说，给了他们每人一支笔，于是他们在每一个能写字的地方写上两个字———精神。

　　具体说到旅行，金钱支撑的叫浪漫主义风格的，精神支撑的是理想主义流派的。比如说某个城市精神世界里的白丁，你给他一台汽车，不用太好，保时捷2.7就行。车身贴满广告，可乐的、香烟的，商家来赞助；车内要音响、笔记本、记事本、打印机、流动影院一应俱全；油箱加满油；每隔一百公里就可见一个加油站，每隔一百五十公里就可见一个汽车旅馆。用不着多带现款，给他多带几种信用卡，别忘了给他买两条烟。他就可以漫游中国了。从哈尔滨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广州，一路风驰电掣，逢关刷卡，遇桥交钱，旦发白山边，夕宿黄河畔。几天下来，饱看祖国山光水色，却纤尘不染，好不快活。即便他守着手头有各种现代化的书写工具，表达不出一丝一缕的浪漫情怀，我们俗人哪个不说他潇洒、浪漫？

　　我们再来看看理想主义是怎么实现的。比如史蒂文生，十九世纪英国文人。1896年秋天他二十六岁。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玩车的年纪。他弄了头驴，法国驴，比狗大不了多少，耗子皮色儿，母的，和善，刚强，有教养，沉默寡言。他为什么不弄匹马呢？香车宝马不是很好吗？史蒂文生是这么比较马和驴的：“就说马吧，马在动物中是漂亮的贵妇人，飘逸，腼腆，吃的姿态秀气，体质柔弱；她可是太贵重了，太难驾驭了，不能丢开不管；结果你被你的牲口拖累了，好像古代巨舶上同船划桨的奴隶；一条险径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总之，她是个靠不住而又苛求的盟友，给旅人造成太多的麻烦。我需要的牲口该既便宜，个头又小又方便，而且脾气迂缓，性情温和；所有这些品质只有毛驴才具备。”史蒂文生还给这头母驴起了好听的名字———慕德斯婷。译成法语就是谦逊的女性的意思。

　　这头母驴还真没有辜负他。一路上两个配合默契，共同克服了很多困难。驴用吃苦耐劳的精神鼓舞着史蒂文生，史蒂文生用坚韧意志驱赶着母驴。在塞达山区漫游了一年多，找到了不少乐趣。史蒂文生勤快地把它们加工、记录下来，就成了后世喜爱的《驱驴旅行记》了。后来为了买船，他依依不舍地卖了母驴，为此写了篇文章附在游记的尾部叫《再见吧，慕德斯婷》，这头法国母驴也因此成了文学史上一头永恒的驴。

　　如果说好车是回避困难的工具，那么母驴就是克服困难的朋友了。浪漫主义的驾车旅行是现代人的方式，理想主义的驱驴游山是古代人的方式。现代人是物质的富翁，却是精神上的破落户。这种浪漫是建立在精神破落上的浪漫，是商品化的浪漫，有固定的套路，定量定时的浪漫，不及古人的方式来得实在和亲切，也不及古人的方式符合环保的要求，在漫游的实施动机上也因为商业的过分参与显得有些生硬和虚假。

　　我曾经看到某个旅行者在电视里大倒开车旅行的苦水，如何油箱漏油，如何上千里路不断用口香糖、肥皂堵漏，等等。进而又大谈自己毅力如何坚韧，对驾车旅行如何热爱———“开车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苦，背包步行走一里就会觉得苦，可能人感受苦的方式不同。”

　　是的，感受苦的方式的确不同。史蒂文生翻山越岭行路一日之后，是这样把苦消化掉的：“夜幕已经降落，月亮照在对面的山头上好一会儿了；刚一拐弯，毛驴和我就步入了她的清辉里。”透过汽车玻璃也能看到清辉，不过这种清辉有点儿像看电视，极易忽视。

　　若说苦，感受不到，当然是种痛苦了。约翰·班扬从荆丛中漫游发现的是天堂，现代人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却感受到了苦难。后者的苦当然是浮夸的、杜撰的，以备向别人吹嘘的资本。而他们实实在在的痛苦只能是感官的迟钝，可他们却不自知。

　　漫游中国，骑驴，还是驾车？如果高速公路免收毛驴各种费用，我一定是骑驴。像陆游说的那样：“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在一个做不成诗人的年代，做一回诗人模仿秀，拥有一头和我肝胆相照的驴，是一桩多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