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中欧关系的回顾与启示_新闻中心

三十年中欧关系的回顾与启示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13日10:02 新华网

1975年5月6日，中国与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正式关系，并随后在布鲁塞尔设立了使团。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是第一个承认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　　30年来，中欧关系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但总体上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从建交到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共同利益的驱动，双方关系发展得比较平稳、顺利。1989年后，欧共体及其成员国的对华政策急转直下，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关系的举措，希望“以压促变”。中国不但顶住了压力，站稳了脚跟，而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稳步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惊人成就。经过大约三年的较量，西欧国家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逐步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至1994年底，取消了除军售禁令以外的所有“制裁”措施。　　双边关系　不断提升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政策不断调整，出台了一系列积极政策措施。1994年，提出了《走向亚洲新战略》，把中国放在这一战略的中心位置。1995年，首次发表了对华政策文件：《中国———欧盟关系长期政策》，主张全面加强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关系。1996年，制定了《欧盟对华新战略》，强调对华政策的全面性、长期性和独立性。1998年，欧盟理事会通过《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政策文件，决定把对华关系提升到与欧美、欧俄、欧日关系的同等重要水平。2001年，发表了《欧盟对华战略：1998年文件执行情况及进一步加强欧盟政策的措施》，重申发展对华关系的长远目标，并提出了70多条加强对华合作的具体措施建议。2003年，发表了《日趋成熟的伙伴关系———中欧关系的共同利益与挑战》，指出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已步入新型成熟期，发展稳定、持久、互利、平等的伙伴关系是双方的重要目标，并据此决定同中国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年，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提出第一份欧盟安全战略文件，把中国列为欧盟安全战略的重要伙伴。　　欧盟方面的上述举措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响应。1994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时提出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发展关系的四项原则。同年，中国与欧盟达成政治对话协议，并逐步建立起了多渠道、多层次的磋商机制，至2004年底，双方除每年在联大和亚欧会议上定期举行外长会晤外，已举行了19次人权对话、12次司法研讨会和5次合作打击非法移民磋商。1998年，朱基总理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决定建立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迄今已举行了七次，对推动和充实中欧全面伙伴关系起了重要作用。2 　　003年10月，中国第一次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昭示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该文件表明了中国对欧盟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的高度重视。　　近年出现新发展势头　　“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以后，中欧关系进一步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　　表现之一是战略共同点增多。面对美国借反恐谋霸权，蔑视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权威，悍然推行“先发制人”战争和强权政治行径，中国与法、德为代表的欧盟核心成员国拉近了彼此距离，相互支持借重的一面凸显。主要的共同点是：都主张推动世界多极化，反对美国谋求单极霸权；都主张推行多边主义，谋求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单边主义；都主张尊重联合国的权威和主导作用，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都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反对穷兵黩武。　　表现之二是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形成了多层次的合作架构。扩大后的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累计第一大技术供应方和累计第四大实际投资方。中欧合作涵盖科技、信息、能源、工业、环保、交通、金融、司法、民政以及文教卫生等诸多领域，形成了一个稠密的网络，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　　表现之三是双方领导人通过频繁的互访和多边场合的会晤加深了相互了解，建立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关系；欧洲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有了明显转变，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较前客观和积极。　　伙伴关系的坚实基础　　应当说，中国和欧盟决定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国际形势以及欧盟和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使然，是有坚实基础的。这个基础主要由下列基石组成：　　首先，中欧在地缘政治和战略意图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互不构成威胁。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中欧之间也不再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双方都愿意看到对方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面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恶化、跨国犯罪和贩毒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中欧负有共同的任务和责任，且持有相近或一致的观点。特别是为了制约单边主义上升的趋势，双方需要相互借重和支持。　　第二，中欧互为世界上两大市场，经济上互补性强，合作的领域广阔，可以挖掘的潜力很大。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欧洲厂商提供了巨大商机。而中国需要引进更多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吸收外资和借鉴外国科学的管理经验。　　这一切都将使中欧经济技术合作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第三，中国和欧洲都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艺术，在科技教育等领域各有所长，相互借鉴和补益的资源极其丰富，加强人文交流和合作大有可为。　　有障碍但可成为动力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中欧关系也不例外。在看到欧盟对华政策总体上不断趋向积极，中欧关系面临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其另一面。由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各异，以及发展水平和各自处境有差别，中欧之间在一些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甚至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　　比如，欧洲总有些人摆出一副“教师爷”姿态，借“人权”问题指责中国，甚至以西方人权标准要求中国做这做那，否则就对发展双边合作制造障碍。虽然持这种观点和态度的人不占主流，但不能忽视其消极作用。又如，欧洲有些人对西藏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自觉或不自觉地支持达赖的分裂活动，违背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再如，欧盟成员国都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个别国家也曾向台湾出售过先进武器，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使双边关系一度受到严重干扰。另外，欧盟虽主张贸易自由，但在实践中常常设置各种不合理的限制和技术壁垒，同我谈判加入世贸组织时要价很高，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案例也最多，且迄今未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另外，欧盟作为一个国家联合体，其决策机制不同于单一的民族国家，这也给双方合作带来某些困难，或使问题的解决增加复杂性。比如，欧盟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调查，往往只是部分成员国的要求，却成了整个欧盟的共同立场。而像欧盟对华军售禁令这个早已不合时宜，且与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悖的决定，却因少数成员国的阻梗和美国的干预而不能及时取消。　　只要双方从战略的高度、以长远的眼光审视和处理存在的问题，上述差异和问题就不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可以成为积极开展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动力。　　观察分析要客观全面　　30年来中欧关系风云变幻，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经验和深刻启示。结合当前形势，似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观察和测度欧盟对华政策的走向和中欧战略关系的沉浮，必须联系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大国关系的互动。两极格局解体以后，特别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以来，美欧中三角关系日益显现出某种互动色彩：以法、德为代表的欧盟核心国家为牵制美国单边主义和增强自身地位而需要借重中国；但欧洲国家由于自身实力有限，在安全和高新技术领域仍有求于美国，因而在同美国的角逐中妥协性较大；美国为了保持和扩展其一超独霸地位，视中国和欧盟为两个潜在的挑战对手，因而千方百计阻止中欧合作。　　第二，欧盟一体化虽在扩大和深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奉行共同外交政策仍很遥远，扩大后的欧盟由于内部利害冲突增多，而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仍须一致通过，每个成员国都有否决权，因而其对外行动能力实际上有所削弱。法德轴心已不像过去那样能够带动所有成员国，小国的态度不容忽视。这意味着，涉及重大问题，我们不仅要做大国的工作，也要重视小国的态度。如果以为只要法德两家取得一致就可以在欧盟内顺利通过，这种观点已不合时宜。　　第三，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对华政策历来有两面性，对其消极的一面亦应予以足够重视。比如，欧盟历次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都强调要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从未放弃通过对话和合作“西化”中国的意图。又如，他们出于实用主义的动机有时对我们说些迎合悦耳之言，但实际上不一定都能兑现；有时他们把我爱听的话说得很响亮，而把其另一面只是轻轻一点，实际上两个方面同等重要。　　总之，一方面要肯定欧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是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推进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我发展壮大自己、调动大国关系扩大我外交回旋余地，维护并延长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要头脑清醒地看到欧盟在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对华政策上的两面性以及受制于美国的局限性。欧盟在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和解除武器禁运问题上的表现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观察和分析中欧关系要防止片面，开展对欧工作也切忌把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现实，抱不切实际的期望。（来源：参考消息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