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的婚姻不是私事

　　据《现代快报》报道：南京市政府日前出台的《2005年廉政工作意见》首次明确要求，干部个人婚姻出现变化时要及时向组织报告，不能以为是“私事”、“隐私”就隐瞒不报。根据该意见，干部的婚姻状况如果发生变化，不能只是口头打招呼，而必须是书面报告，对婚姻变化的基本理由、情况要说清楚，如果婚姻变化是因包“小蜜”等情况引起的，组织上将视情况予以干预。

　　“干部不仅要有工作能力，还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群众才能心服口服。”确实，和任何工作一样，如果不能“立德”在先，其“立功”的社会效果恐怕也是很可疑的，而婚姻无疑正是见证一个人道德状况的重要领域。因此，南京市这一将婚姻状况列入干部考核范围的廉政新举措，值得肯定。

　　不过，干部婚姻报告制度之所以必要，其深意显然又不仅是寻常的道德问题。干部作为公职人员的职业特殊性，无疑是其婚姻状况也必须接受监督的充分条件。现代社会治理的经验表明，规范政府行为，使公职人员不至于利用权力损害公共利益，是保障社会秩序的第一要义。因此，接受公众监督就成为公共职业的基本伦理，是从业者应尽的义务。而要实现这种监督，“知情”显然是首要前提。知情的范围越大，信息披露得越充分，监督才可能实现最大效能。所以，婚姻报告就像财产申报一样，是权力掌握者在公职伦理规范下必须支付的代价。

　　基于这种理解，笔者以为，干部婚姻状况不仅应该向上级组织报告，还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知情面———向公众公开。这不仅是贯彻公职伦理的必然，同时也是提高实际监督效果所必须的。显而易见，在家庭婚姻这样的事情上，和组织相比，公众监督无论成本、能力、效果，都要低廉、敏锐、显著得多。

　　当年，面对克林顿闹得沸沸扬扬的桃色新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感叹不已，“社会通过巨大无比的放大镜审视你的一言一行，可不能犯错误！”而上世纪70年代曾担任美国副总统的大财阀洛克菲勒，对于当上副总统后财产必须被登记公开的规矩也叹息：“我们的政治中有一些野蛮的东西。”———的确，床之私被揭露，家产被公开，对于官员个人来说，着实“野蛮”，但对整个社会和公众利益而言，何尝不是一种文明？

　　毋庸讳言，囿于根深蒂固的权力本位观念，以及相关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在很多时候，我们对官员的知情和监督往往欠缺应有的力度。以婚姻状况为例，从近年来披露的典型腐败案件看，无论是科长、乡长这样的小级别官员作案，还是刘方仁、成克杰等大案要案，“二奶”、“性交易”之类的“隐私”总是充斥其间，不仅是官员滥权的突破口、催化剂，而且本身又是腐败的核心内容。不可否认，对官员私生活缺乏了解和监督，是导致这类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根源。

　　以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央再三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方面。显然，不断探寻和完善制度化的权力监督，使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更加规范、严谨，正是实现和谐的必由之路。

　　作者：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