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与《鲁拜集》

　　不久前，洋洋九卷四百万言的《李霁野文集》问世了。展卷而读，最吸引我的，是文集第八卷开篇那一部《莪默绝句集》和它背后的故事。

　　莪默·伽亚模（一译欧玛尔·海亚姆，OmarKhayyam1048-1122）是著名的波斯诗人。作为诗人，他在波斯并没有很高的名声。他的诗名广为世人所知，却是由于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创作性翻译的“Rubaiyat”（一种诗体，旧译“柔巴依”，意即四行诗，第一、二、四行押韵）。这种可能与中国的唐诗同源的诗歌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据说，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鲁拜集》再版、重译的总销售册数之多，仅有《圣经》可与之相比。放肆的剖白，明快的哲理，鲜活的句子。这位风流诗人的绝妙“鲁拜”，也挑逗了中国文人的渴望和趣味，教导了他们个性解放的极致，引得中国人译者如蜂，兴而不衰。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起至1999年，以英译为底本，翻译《鲁拜集》的中国文人，计有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伍蠡甫、黄克荪、李霁野、黄杲昕、陈次震等数十人之多。

　　李霁野对《鲁拜集》的兴趣大概要归于对中国古诗的喜爱。在辅仁大学授课时，李霁野就在世界文学史课上介绍过这位博学多才的波斯诗人。他不仅是数学家、天文学家，还在波斯塞尔柱王朝的宫廷里当过御医。吟诗只是他生活中的余兴。同好友相聚，对酌之间，随口吟诵成篇，但不少诗句却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在他死后200余年在设拉子结集印刷出版。

　　1941年李霁野从沦陷的北平出逃，身边带着几本有限的书，其中就有英译本的《鲁拜集》。在战火纷飞，远离亲人的日子里，他常以创作古体诗排遣思乡之痛。随时有一点感想，他往往抓起手边的旧报或零碎纸片，写一首绝句，日久便渐渐成为习惯了。一天夜里他突然想到，可以试以绝句译莪默诗，一以消遣，一以练习写诗。大概用了不长时间，便将75首先译完了。抗战胜利后他应许寿裳的邀请到了台湾，在台北把莪默的全部101首诗译成绝句形式，集为《莪默绝句集》准备出版，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解放后，李霁野在南开大学外文系担任系主任工作。那段时间，教师如果课外搞点翻译工作，就被指责为不务正业、名利思想。为改变这种不良风气，给教师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李霁野不仅公开发表翻译文章，带头冲破禁区，还把抗战时期翻译的《莪默绝句集》打印稿送给教师和有关人员征求意见。在他的带动下，不久，外文系几位教师的汉译英《青春之歌》（TheSongof Youth）等就出版了。

　　《莪默绝句集》能够收入《李霁野文集》面世，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部译稿陪伴李霁野度过了艰苦的岁月，但是在作者整理文集时，却不能收入。因为手稿在“文革”中因抄家而早已无从查寻。当作者怀着失落的心情向老朋友征集自己的书信的时候，却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

　　说到这份礼物，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河北师院的教授朱肇洛。在辅仁大学，他是李霁野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学校解散后，李霁野远赴台湾，朱肇洛则在厦门大学教书。1946年李霁野将《莪默绝句集》的译稿分别寄给好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同样也是抛妻别子，独自一人住在厦门白城宿舍的朱肇洛怀着对挚友的思念，每晚面对苍山大海，默默地将译稿抄录成册。他很珍惜这份手抄稿，把它和自己的文稿，关于《窦娥冤》、《牡丹亭》杂剧的讲析和《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等文稿放在天津家中，因此躲过了“文革”中“查抄”一劫，得以保存下来。可惜在李霁野整理文集时，朱肇洛已经因病去世，未能将这份珍贵的礼物亲手交给老朋友。

　　收到故友的家人寄来的手稿，看到老友工整、清晰、隽秀的墨迹，李霁野激动万分，连称这份手稿是“几经劫难，失而复得”，并赋诗二首，以作纪念。

　　经过世事的沧桑，人生的风雨，这份珍贵的手抄译诗稿作为永恒的纪念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我们也终于可以在《李霁野文集》中看到这部名著，领略诗文的美妙，在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中，除了他们的学问、著作、操行外，那种不为世俗玷污的人间真情更加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