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位急需换肾救命的中学生，河南省濮阳市看守所在押死刑犯王继辉主动提出捐肾，并获得配型成功。记者今天获悉，由于国内尚无二审期间死刑犯捐肾的先例，所以，虽然术前准备工作已就绪，但捐肾手术目前仍无法进行。有关法学专家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5月12日《中国青年报》）
天地良心，我真心希望这例捐肾手术能够顺利进行，挽救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救赎一个犯罪者的灵魂。然而，研读诸多法律法规，我实在找不出允可这例手术进行的“钥匙”，甚至连双方最初捐赠与接受的希望都不该存在。
很多人认为，人的器官属于其本人，只要是行为能力人，自己又是主动自愿，就可以向任何人捐赠的器官，他人不能干涉，这是一项基本的人权。王继辉虽是在押死刑犯，但他的基本人权没有被剥夺，他自愿为急需换肾的中学生捐肾，理所当然应该允同。
的确，作为一个自然人，除了王继辉自己，其他再无人有权处理他的器官。然而，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的现实，那就是王继辉作为在押死刑犯，他的人身自由已经被剥夺，这就使捐赠器官的这项人权失去了实施的基本条件——机会。因为王继辉身陷囹圄，他无法到去医院，肾无法从他的身上“跑”到那名中学生的身上，谁都无法帮助他（们）呀！虽然在武警的监视下也可以完成这起捐肾手术，但这样的行为没有法律许可，事实上也很难有这样的许可，因为此例一开，看守武警就会变成囚犯的“保镖”，献血、捐皮等运用人权的事务都可以正常进行，剥夺自由的惩戒力也就不复存在。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一事件：浙江省有位叫郑雪梨的青年妇女，新婚丈夫犯下命案，一审法院判其丈夫死刑，郑雪梨向法院提出了请求———“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法院最终拒绝了罗妻的请求，一方面，现行法律没有相关的规定，又从未有过类似的先例可供参照；另一方面，夫妻双方生育权的实现是以双方的“自由身”为前提的，丢开了自由再基本的人权都无法保障。事不同而理同，王继辉有心捐肾，却无法成善，就是因为他没有“自由身”。
说到这儿，我不能不遗憾地对河南省濮阳市看守所说，你们让两名自愿捐肾的在押死刑犯进行配型，虽然是出于人性人道，但仍是违法行为。失去自由的在押犯人是不可以随便与外人接触的，进行器官配型的医生也不例外，因为这是与其个人服刑无甚关系的事儿，允可这样的事情与牢狱惩罚的初衷相悖。从这种意义上说，王继辉与另一名犯人最初就没有捐肾的可能，而那名不幸的中学生就不该从这儿获取的希望。
人很多权利的实现都要以自由为前提，这正是自由的珍贵所在，也是剥夺自由的惩戒力所在。此时此刻，我们可能更能理解裴多菲“自由价最高”的意义。(稿源：红网)(作者：成彪)(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