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黑龙江省望奎县通江镇坤二前村党支部书记张彦文拥有承包地50垧（每垧相当于15亩），每垧向村里交60——400元，转手包给本村村民却高达2000——3000元；前任村委会主任于庆龙，拥有承包地60垧，同样每垧交给村里60——400元，转手包给本村村民高达2000——3000元。另外，二人还疯狂侵占村里的林木，并且滥采滥乏。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倒卖”土地和伐树，原因是1998年第二轮承包时留出的机动地严重地超出了《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5%的标准，竟高达40%，同时他们又当着或当过村官儿。
3月14日，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最后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记者有关土地的提问时说：“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权将长期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这，给受了26年农村改革得益的农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也由此引出了有关永包制的话题。永包制，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就如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永包制，堪称又一个“中国特色”。首先，它有别于历史上的永佃制。永佃制是我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土地制度，即土地使用者——佃农，向土地所有者——地主，交纳地租，就拥有永久使用其土地经营农业生产的一种租佃形式。但永包制不同，到了这个时代，中国已经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免征农业税、种粮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用农民心里乐开了花的话说就是“不但国家不再向俺们要钱了，而且反过来还给农民钱”。其次，永包制非常符合当前的国情。我国农村，经过第一轮15年期的土地承包，1997年开始又实行为期30年的第二轮承包，在这二轮承包的基础上实行永包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必将极大地调动农民全面建设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性。第三，永包制更不是土地私有化。《宪法》中明确写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只有使用权。农村土地的法律地位并不因永包制而改变。
正因为永包制有着既有别于历史上的永佃制和私有化，又符合当前国情，更适应长远发展的特点，所以现在农村再一次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抢着地种的场面。这种场面，虽然来得必然，不属于意外，但是仍然值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化解矛盾。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永包制下决不能再出现“地主”。
地主，在中国的历史上顽固地生存了2500多年。虽然永佃制使农民乐于接受，但是地主们的寄生本性决定了他们注定要剥削和压迫农民。所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农民起义一次又一次，导致朝代频繁更替。无论哪一朝代，帝王将相们也很注意休养生息，但就是避免不了最终灭亡的命运，原因何在？谁也没有彻底解决农民的问题，即土地的问题。
当然，永包制下出现的“地主”，不同于历史上的真正的地主，因为他们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然而，中国农民古已有之的“均富”思想，也容忍不了类似于地主的地主产生。而当前的农村，产生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准地主，也不是没有厚实的土壤。那就是，巨额的村级负债，债主多为村官及其亲亲友友，往往以化解村债为由大量侵占土地、树木等资源。
农村重新出现“地主”，危害不必多论，历史早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这几天，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播乐乡双草村村委会主任张某，本来是一个贫困村的村官儿，却包养了三个“老婆”，成了舆论的一个焦点，足以反映出村官儿一旦成为“地主”就有堕落的危险，而农民们对此不堪重负又无可奈何。
中国农民，再也不愿意出现“地主”！(稿源：红网)(作者：王海波)(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