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青岛纪委来说，“启用针孔摄像机监督公务员”肯定是值得自豪的一大创举。行政效能投诉机制下，本部门变被动接收为主动出击明察暗访窗口单位，所谓捉贼拿赃，暗访人员将整个暗访过程都通过针孔摄像机和录音机进行取证，以便当面查证。
同样，在青岛纪委眼中，“主动出击”是被当作政绩宣传的。4月份的行政效能投诉中，88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这些公务员的违纪行为多数都是该市行政效能投诉中心工作人员主动出击暗访发现的———显然，“主动出击”的战果刺激了纪委“主动出击”的决心：带上摄像机和录音机，大规模对机关进行暗访（据5月13日《华夏时报》报道）。
舆论对这条新闻的反应是强烈的，有人认为“过度的技术依赖意味着制度的黔驴技穷”，有人认为“摄像机的监督视野是非常有限的”——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摄像机，而在于摄像机背后那种“主动出击”的态度：这种“主动出击”是对公众监督的喧宾夺主，有可能会窒息和湮没作为监督主体的公共监督，从而在南辕北辙中耗散行政效能投诉制度的先进性。
公众是行政效能的监督主体，纪委和行政效能投诉机构所要做的，就是为公众监督创造便利的投诉通道和实在的评议制度，引导和鼓励公众监督，支持社会通过媒体曝光、网络、投诉信等方式进行监督，完善公众对机关部门的民主评议制度，为民主创造诉求平台，而不是什么“主动出击”———我们要知道，只有如影随形的公众监督到位了，行政效能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从这个角度看，青岛纪委视之为政绩的“违纪行为多数都是投诉中心工作人员主动出击暗访发现”，实乃败绩。因为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本为监督主体的公众监督的无力，公众监督的通道没有畅通，公众的监督热情没有被调动起来，公众远离监督主体，还是纪委在唱监督的主角———可悲的是，这反而被当成了政绩！而且刺激青岛纪委和行政效能投诉机构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主动出击”。
纪委摄像机和录音机的喧宾夺主，只能进一步强化公务员“官帽和利益掌握在上级手上而非公众手上”的官僚意识，对上一套对下一套；进一步延续和扩散“同体监督”的种种弊端，左手监督右手，意味着行政效能投诉制度的受挫。摄像和录音的技术再先进，有公众监督的眼光尖锐吗？纪委的人再多，比得过公众的人多吗？
曹林，中国青年报编辑，青年杂文家。
《江南时报》 (2005年05月15日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