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先生”是南开学校师生员工对张蓬春的尊称，因为他是校长张伯苓的胞弟，协助长兄主管学校的教务。
张蓬春，字仲述，1910年赴美留学，先就读克拉克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欧美现代戏剧，获文学、教育学硕士双学位。在留美期间，张蓬春就尝试着用英文进行话剧创作。据他的同期学友胡适日记记载：“仲述喜戏剧文学，已著短剧数篇。今复一剧名曰：THELNTRNDER———《外辱》，影射时事，结构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谓非佳作。”《外辱》也被译为《入侵者》，剧作通过中国一个家庭在外来力量干预下的衰败，讲述了软弱无能就要受欺辱被宰割的普通道理。结合当时中国被西方列强蚕食瓜分的现状，其“影射时事”，唤醒民众的用意非常鲜明。剧本不仅借鉴了欧美戏剧的表现手法，也体现出作者关注现实、批判人生的现代意识。1916年夏，张蓬春返国。不久，他便带着独幕剧《醒》参加了南开新剧社，任副团长。南开学校师生对于张蓬春的加盟寄以厚望。1918年，张蓬春编导的五幕话剧《新村正》在京、津两地公演后产生强烈的反响，鲁迅、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都观看了演出，给予极高的评价。胡适称赞《新村正》完成了从文明剧向话剧的过渡；著名剧评家宋春舫指出剧本“把吾国数千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两句迷信话打破了”。陆善忱强调了剧作者的思想性和现实意义：“是向旧势力反抗，向新时代迈进。翌年即为五四运动，可谓抓住时代，走在时代前面的作品。”可是，有些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把胡适发表于1919年的《终身大事》视为中国话剧的第一部作品，看来有悖史实。张蓬春先于胡适创作，得到胡适本人的首肯；并先于胡适把剧作搬上中国的舞台，获得专家和观众的认可。因此称张蓬春是从事中国话剧创作的第一人是并不为过的。
张蓬春不仅是中国话剧创作的第一人，而且是中国话剧导演的第一人。一些话剧史学家认为自1922年洪深参加上海戏剧协会的第三次演出后，中国话剧开始有了导演的观点也是不准确的。张蓬春加入南开新剧团后，就彻底摒弃了该社采用的先有演员，再由演员拼凑台词的形式，执行欧美流行的导演责任制———由导演选择剧本、演员，负责排练和演出。由于当时新剧并未定名话剧，导演一词也未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故报纸称“张蓬春先生导排”。张蓬春执导话剧的手法，是相当规范，也十分严格的。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句台词，设计的每一个动作、表情，必须领会、遵照导演的创作意图，演员绝不可以任意发挥。著名电影演员金焰回忆说：“张蓬春老师排戏严格极了，我看过他排《压迫》、《可怜的裴迦》、《获虎之夜》。一进排演场，他什么都预先规定好了，无论是台词还是台步，甚至于台词的轻重音。这和我后来到上海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排戏可以即兴发挥，演出时甚至也还允许自由发挥，完全是两回事。
张蓬春还是把欧美名剧系列搬上中国舞台，并把中国京剧艺术介绍到国外的第一人。为了适合国情，张蓬春对欧美名剧进行了大胆的改编：剧中的人物、地点换成中国的名称；剧情的发展保持着连续性和完整性，尽量适应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简化国外语言结构，使之口语化。从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期，张蓬春相继把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易卜生的《娜拉》和《国民公敌》、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泰戈尔的《齐拉德》、莫里哀的《财狂》等几十部名剧搬上天津舞台，轮番演出。特别是三幕话剧《财狂》的公演获得巨大成功，连演三天，场场爆满，郑振铎、章靳以、李健吾、萧乾等著名文学家特地从北京赶来观看演出，并撰写了评论文章，《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等为了配合演出出版了多期专刊。艺术是交流的，引进也是为了输出。1930年和1935年，京剧大师梅兰芳赴美国、苏联演出获得成功，张蓬春功不可没。为了适应外国观众的欣赏口味，张蓬春对演出剧目进行了精心的选择和重新编排，力求精练，突出展示艺术精华，武打、动作设计准确表现角色的性格等。每次开演之前，张蓬春都登台用流利的外语介绍京剧的特点和剧情；演出间隙，张蓬春多次举办戏剧讲座，由梅兰芳示范各种唱腔、手势步法。梅兰芳非常敬佩张蓬春，称赞说：“干话剧的朋友很少真正懂得京剧，可是P·C张却也是京剧的大行家。”
抗日战争前，张蓬春告别了话剧，跻身政界，当上了外交官。或许是张蓬春“似乎所务太广”，或许是其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特殊身份，张蓬春对中国话剧的杰出贡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