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严查地方的“非法利益格局”

　　近日，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针对清查党政官员利用权力牟取非法利益的反腐斗争强调指出：“一些地区社会、经济秩序混乱，关键是干部，要害是利益”，领导干部深陷“非法利益格局”，是各种腐败现象萌发的重要原因。

　　张学忠提的“非法利益格局”这个概念很好，亦很重要，是在反腐败斗争中值得每个领导干部认真研究的一个概念。

　　显然，“利益格局”这四个字，不是指个人利益的“格局”，而是指群体利益、集团利益的格局，它是群体与群体、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利益相互博弈之结果。

　　应该说，社会发展到今天，不管是哪个地区、部门或是领域，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利益格局”，不同群体、不同集团在这个“利益格局”中，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占有了一定的位置和份额。

　　而且，有的群体、集团在这场“利益格局”的博弈中是绝对的胜利者，他们所占的位置不仅高得可怕，而且强势得厉害，甚至对地方的“政治生态”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有的群体、集团在这个“利益格局”中则是彻底的失败者，他们不仅位置低得可怜，而且弱势得厉害，没有一点“话语权”，他们的生存问题有时甚至都需要“强势集团”的“恩赐”。

　　正因为在一些地方的“利益格局”中，“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发展、分化得可怕，且“权重悬殊”，“强势集团”越来越强，“弱势集团”越来越弱，才使这些地方的“利益格局”变得相当脆弱，变得相当不和谐，变得相当不公平、不公正。

　　产生“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发展、分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有一点得肯定，即地方领导干部对“利益”的“主导性参与”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特别赞赏张学忠书记的“一些地区社会、经济秩序混乱，关键是干部，要害是利益”，他们或是亲自“参与”了“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利益的侵占，或是与“有钱人”勾结起来支持、纵恿“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利益的侵占。其实，在一些地区腐败之所以那么严重，之所以民怨那么沸腾，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非法侵占的结果。

　　所以，张学忠书记的这个“非法利益格局”概念提得相当好。

　　所以，每一个地区的领导都得认认真真研究这个“非法利益格局”问题：存在不存在？严重不严重？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自己领导班子成员究竟在这个“非法利益格局”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鉴于这个“非法利益格局”决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我们有理由怀疑过去“领导干部是由‘特殊材料’组成的”这一论断。在过去“打江山”时代，这一论断并没有错；在计划经济的毛泽东时代，因为“管得严”，这一论断似乎亦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到了利益博弈的市场经济时代，人的自私、贪婪的一面就充分暴露了出来。

　　必须看到，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利益的诱惑”是巨大的、“永恒”的，对有权有势的领导干部来说，深陷这种“非法利益格局”的机会是现实的、“无限”的，“非法利益获得的社会动机”并不会因为一个“红头文件”的颁布而“自动中止”，也决不会因周围的官员被惩处而“自动中止”。譬如，领导干部一律不准个人或以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等文件不知发了多少个，然而，对有的领导干部来说却是我行我素，根本不将它放在眼里。为什么？因为领导干部深陷的这种“非法利益格局”具有获利巨大的特点，使一些领导干部丑恶人性之暴露浓浓地烙上了“自动”、“延续”、“扩展”等性格，所以，腐败贪官就有前腐败后继的“承续性”这一特点。譬如，四川仅去年查办的县处级以上官员的要案同比上升了46％，绝大部分与牟取非法利益直接有关。

　　其实，又何只是矿业资源呢？大凡一切有“利益”（尤其是“暴利”）可图的“资源”，如土地资源、国企资源、金融资源、权力资源等等，都有可能使一些领导干部深陷“非法利益格局”之中。

　　的确是这样，若是将改革开放以来因腐败而落马的领导干部“总和”一下，这个数字一定是触目惊心的。

　　对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用我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因而腐败分子必然是“第一大国”来一个“阿Q”式地自嘲解释。

　　因此，都是“非法利益”惹的祸，不少领导干部也很难过好“非法利益”这一关。

　　“非法利益格局”这一概念中的另一个涵义是：它不仅仅是各种腐败现象萌发的重要原因，亦是地方腐败利益集团（“腐败势力”）形成的重要原因，亦是该地区反腐败斗争艰难、曲折的重要原因。

　　所以，对“非法利益格局”必须要彻底打破，但这是一件绝对不容易的事，这件事做得晚了一点，但是必须“补”上这一课。怎么“补”？这就必须要用“铁腕”的手段，就要“制度”、“监督”和“教育”一起上，尤其是法律，没有它作坚强的后盾，没有它作“先行官”，那么，“监督”和“教育”就是空的、虚的，自纠自查往往是很会走过场的。

　　张学忠书记说：“我们就是要用制度保证公平，把人民的利益还给人民。”

　　张学忠书记说得的确很好，亦是那样去做的，人们所希望的是继续、深入和强化反腐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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