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节到五一黄金周，各地的红色旅游迅速升温，一些知名度高的红色旅游景区火爆一时。可出人意料的是，旺盛的人气并没有给老区带来多少经济收益，反而是繁重的吃、住接待工作让地方政府不堪重负，叫苦连连。福建古田镇政府，最多时一个中午共接待了36桌360人左右，“吃都吃怕了！“中办、国办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在总体思路一节中明确强调，红色旅游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因地制宜、统筹协调、多方参与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纲要》又从教育、规划、保护、产业四个方面提出了红色旅游的六大目标，明确了发展红色旅游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红色旅游精品体系、配套交通体系、资源保护体系、宣传推广体系、产业运作体系。
与上述精神相悖，一些地方的红色旅游“变味儿”了。以古田镇政府“一个中午接待36桌人吃饭”最为典型。红色旅游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可是一些地方因红色旅游而引发的这样一幕，又带来了怎样的社会效益呢？谁也不难看出，在一些地方的红色旅游中，“红色”应有的教育功能，不仅没有充分发挥教育作用，反而成为一些权势之人以权谋私、公费旅游的最好由头。这与多年来一些教育活动的形式主义痼疾有关，更与红色旅游在实际运作中初衷被扭曲、定位被边缘化有关。
说到教育活动的形式主义痼疾，谁都能在现实中举出不少例子。比如，一提爱国主义等主题教育，不少单位则一定要集体组织，一定要公费，一定要到外地。如此这般的“主题教育”，其“醉翁之意”到底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更不要指望有多大效果了。而在红色旅游的发展思路中，对于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纲要》只从景点本身的功能意义上做出了定性，却没有从接受者的角度，对利用“红色”资源、假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的现象做出相应的制度层面的约束。
再说红色旅游的定位。《纲要》的本意在于，红色旅游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但是管理、运作却应该是产业化的。可从报道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一些地方红色旅游的经营管理几乎就是当地政府在“垂帘听政”——有“来头”的人都是直接找政府，要免票、要接待，政府则根据客人的“来头”来决定是否免票和专门接待。如此一来，红色旅游成了当地政府招朋待客的“后花园”，看不到任何企业化经营、产业化运作的影子。这样的经营、运作模式，与其说一些地方政府不胜其烦，倒不如说是甘愿其累。
既是旅游资源，又是教育阵地；既是商业行为，又是政治行为。红色旅游如何协调好这些关系，如何从多元平衡的意义上进行资源整合，推动红色旅游健康发展，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唯此，红色旅游才不会“变味儿”，才能在《纲要》的统驭下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