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
5年以前,张涛同志在田昌五先生指导下写成了以《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我应邀参加答辩,先读为快。经过长达5年的深入钻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重新拜读后,觉得意犹未尽,有必要就其中所涉及的几个理论层面的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向学术界同仁请教。
第一,关于易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中的地位及其学派属性的问题。众所周知,《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经》形成于殷周之际,《易传》直到战国才陆续形成。就经部而言,这是诸子百家共同的思想源头,到了战国时期,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普遍重视对《易经》的研究,站在各自的立场做出创造性的诠释,促进由宗教巫术向人文理性的转化,《易传》的作者综合总结了各家的研究成果,建构了一个以阴阳哲学为核心内容的系统完整的易学体系。这种情况表明,在先秦时期,易学并没有固定的学派属性,《周易》也不是专属于儒家的经典,把易学看作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秦汉易学思想研究》的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战国末年,随着历史统一因素的形成,诸子百家由彼此冲突走向相互融合。为了进行融合,必须找到一种兼容并包、求同存异、既肯定百家又超越百家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看来《易大传》所提出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是唯一可能而又合理的选择。这个命题认为,尽管诸子哲学建构的体系矛盾冲突,但是存在着百虑而一致的哲学思路,殊途而同归的终极关怀,贯穿着一种共通的哲学精神。关于这种哲学精神,《说卦传》作了简明的概括,“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有机结合的精神,天人合一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国哲学共通的精神。虽然如此,《易传》认为,人们对这种哲学精神可以做出不同的理解,“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具有极为广阔的诠释空间和发展余地。正是由于易学本身的这种综合性、包容性、原创性和可诠释性的特点,所以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既超越百家而又为百家所共同尊奉的崇高地位。
第二,关于易学何以成为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的问题。这除了易学本身的思想素质,还有外在的历史机缘。秦始皇焚书坑儒,《周易》免于秦火,不仅是基于《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所起到的推断吉凶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它的宇宙观、人生理想观等思想观念颇合于秦始皇的思想性格和政治需要。经过了这次历史事件,《周易》就成了诸家思想的护身符和烟幕弹,易学就成了它们的避风港,成了学者们的安全地带,学者们要趋向到这儿来,正是理所当然的事。于是各种学派纷纷借助《周易》、利用易学来宣传自己的学说主张,从而使易学获得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周易》被尊奉为儒家的经典,上升到群经之首、六艺之原的地位,是在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逐渐确立起来的。秦始皇站在反儒的立场,促使易学取得了一次发展势头,汉武帝站在尊儒的立场,促使易学又取得了一次发展势头。借助于这两次外在的历史机缘,关于易学何以成为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关于秦汉易学的发展,《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作者细致地区分为三次高潮和五个阶段。所谓三次高潮是指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和汉魏之际。所谓五个阶段是指秦代、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东汉前中期、东汉后期。根据对这三次高潮和五个阶段的详尽的论述,作者得出结论说,一部秦汉思想史,可以视为秦汉易学思想史的衍扩和伸展,可以视为适应时代需要,以《易传》为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以易学研究和运用为重要载体,以易学思想为主潮、主旋律的思想发展史。这个结论是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的思想线索。由此看来,作者的研究不仅为重新诠释秦汉易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秦汉思想总体的习惯性的看法。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余敦康先生为张涛著、中华书局出版的《秦汉易学思想研究》一书所作序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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