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听清华刘教授读诗有感

　　继清华大学顾校长在宋楚瑜的演讲会上口吐莲花，玩了一把看图说话，将黄遵宪《赠梁任父同年》一诗28个篆字读得惊天地泣鬼神之后，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宋楚瑜大陆行》节目中特邀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也出语不凡，给我们带来了“耳目一新，振聋发聩”的学识。

　　刘教授气宇轩昂，坐定果然有学者之风。主持人请刘教授讲述那天礼品赠送的故事，刘教授侃侃而谈，显然也对自己颇为自信。当不可避免地介绍到那幅当天上午之后已经署名的《赠梁任父同年》书法礼品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口吐惊世之辞：“这是某某人所书写的‘小隶’。”此言一出，我在床上一惊弹起，小隶？何谓小隶？一时竟然怀疑自己在梦中。篆字认不全，尚在情理，然而清华送的明明是小篆，隶书和篆书两种书体，中学生都应该分辨得出呀！况“隶”和“篆”发音区别巨大，不至于是口误，即便口误也应该当时发觉，及时纠正。而刘教授仍然气定神闲，毫无愧色，显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发明”了一种书体。后来他还继续朗诵了《赠梁任父同年》全诗，不时低头看稿子，吞吞吐吐地读到“侉离分裂”的时候，他仍然理直气壮地读道：“瓜离分裂。”

　　想清华历来人文荟萃，国学大师、文坛巨匠不乏其人。不知如刘教授等者，在爆出如此洋相之后，该怎样面对先贤，面对学子，面对国人？倘王国维陈寅恪等尚在，见闻清华后辈竟如此为学为师者，亦只能一声叹息耳！　一名网友

　　三成收入用于吃喝就是享乐主义？

　　北京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和《父母必读》杂志对当代中国城市青年价值观念及生活形态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调查显示，当代城市青年具有独立的消费能力，在消费支出中，餐饮消费所占比例最高，达到31.3％。有专家对青年人三成收入用于“吃喝玩乐”而在自我发展上消费甚少表示出极大的担忧，认为这呈现出一种“享乐主义的价值观趋向”，应该在年轻人中加强抵制消费主义文化的教育(5月15日《北京娱乐信报》)。

　　毋庸讳言，中国已出现了消费主义文化，但仅凭把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吃喝，就说消费主义文化对年轻人构成了消极的负面影响，价值观出现了“享乐趋向”，笔者以为有些“过虑”了。一方面，我们的经济收入首先要保障的就是自身的“吃喝”，而后才是其他。而实际上，与服装、交通、教育等消费相比，当前餐饮消费的价格是不低的，试问，有多少人的“吃喝消费支出”能够低于整个经济收入的三成？这个比率非常正常也非常合理。另一方面，青年人的蓬勃朝气和天性注定了在这个特定的年龄区间内，其用于“吃喝玩乐”的支出会相对多一些，这完全符合人的基本生理规律和社会规律，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而由于如今信息的网络化，青年人知识和信息的来源渠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受教育和读书看报等方式，因而，“学习和书籍报刊杂志的消费比较低，所占比例分别为4.3％和3.4％”，这一调查结果也不足为虑。

　　陈一舟

　　刘立民是“激情犯罪”吗

　　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一案日渐清晰，北京方面认为这是个人行为，“不值得媒体关注”，而太原方面则信息比较丰富，认为“刘立民平时表现一直不错，但一时冲动，是激情犯罪”(5月15日《京华时报》)。“激情犯罪”？好“美丽”的名字。我们就来说说刘立民这个“激情犯罪”。犯罪学家们将在激情状态下发生的杀人、伤人、毁物等暴力性行为称之为激情犯罪。在对激情犯罪的定性上，法学界一般认为要有四个构成因素：有足量的刺激因素存在；犯罪行为人受刺激而处于强烈的激情愤怒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了犯罪行为；须行为人本身无过错；当场性，激情状态与实施行为之间无间隔的冷静期。

　　据此来分析刘立民的行为是否属于激情犯罪呢？第一、第二点因素姑且成立(要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这么一点刺激就根本不足以让人产生激情犯罪)，第三点刘立民显然不具备，可以说整个过程主要过错就在他的身上，他凭什么叫前面的车冲红灯？而最根本的一点是行为的当场性。激情犯罪强调犯罪行为人在突然的、暂时的情绪激动下理智的分析能力受到一定的阻碍由此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正因为此刑法才对之持宽容态度，若其激情已经冷却下来，然后再回想受虐待、侮辱或被害人的其他违法行为，深感忍无可忍，因而加害于被害人的，就不属于激情犯罪，这就是报复行为了。刘立民从傍晚6时两人闹纠纷到9时打人，足足有3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还一路跟踪北京警察落脚的酒店，打电话给凶手，这难道都是在“强烈的激情愤怒状态下”实施的吗？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