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有生命的

　　方言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如空气,有如磁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文学创作中它也从来都没销声匿迹过,方言来自生活,和人们的思维情感天然一体,因而它一直是有才华的作家们得心应手的工具。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来的经典大多以方言行文,诸如《金瓶梅》、《红楼梦》、《水浒》、《骆驼祥子》、《小二黑结婚》、《红旗谱》等等,不一而足。还有那位悍然以上海话写小说的韩庆邦为我们留下的《海上花列传》,不管后人如何褒贬,也无论有多少人读得懂,它都在近代文学史上稳稳地占有一席之地。

　　我记得胡适说过:“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我们国家推广普通话已经有半个世纪了,一度有人为方言式微感到焦虑,上海电视台就曾经为找不到能说正宗上海话的播音员而苦恼,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似乎大可不必。且不说前面提到的那种流行,仅张炜近年以登州方言写成的杰作《丑行或浪漫》,就足以让我们领教方言的威力。

　　方言是一个地区人们用于日常交流的工具,既是日常交流,也就不限于说清思路,挑明立场,描述状况之类,它涵盖的范围相当广,除了传达思想,说明意愿,往往隐含着一方人们的性情喜好、想事和言谈的特点。

　　“人是文化的产物。人之所操的方言之中必然熔铸了大量的文化信息”,正因为如此,方言被称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是思维,譬如一对浙江夫妇迁徙到贵阳,在这里生儿育女,他们的儿女纵然还能说能听浙江话,可思维,多半已用上了贵阳方言。自从推广普通话以来,在大多数公共场所(包括商业场所)都通行普通话了,可是,普通话毕竟是一种整合语言,已经经过规范化的梳理,掌握得再好也免不了丢失方言中的生动、丰富、细腻的质地和特有的韵味。很难设想一对生于贵阳长于贵阳的少男少女在幽静的公园深处操着普通话谈恋爱,贵阳人吵架也多半不用普通话对骂。这类交往是最本真的、缘自内心的,如果要用普通话来表达,当事者内心难免有一个类似翻译的过程,那样一来,谈恋爱和吵架都变成表演,变成作秀,用贵阳话来说就是“假模假式的”。

　　据我所知,关于贵阳方言的高水平论著已经相当多了。我想说的是:至今我还没有读到以贵阳方言写就的小说,甚至在小说中用上加工过的贵阳方言的作品也很少。贵阳话“太土”似乎已成“定论”,没哪个作家敢贸然用它。不过,作家不从方言中汲取营养并不是方言的损失,而是作家自己的损失。在我看来,无论是推普还是作家的冷淡都不会导致贵阳方言消亡,我们生活中离不开它呢,贵阳方言也是富有生命力的,它会变化、生长,或许变得“不正宗”,但还是贵阳方言。比如老一辈贵阳人说“像”的发音是“呛”;现在我们已经不会发这个音了。说到底,普通话也会发展变化对不对?回过头去看看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那里面的普通话听上去怪怪的。听听现在流行歌星的演唱,我推测将来汉语拼音声母表里要出现三个卷舌的J、Q、X。

　　我是个老“网民”,在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有年轻人用地道贵阳方言撰写的诗歌、随笔、小小说,听到你他、自己自制的歌曲、小品、说唱,虽然水平不高,有的还太庸俗,但对他们这种热情我心存敬意。

　　作者：黄祖康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