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补偿是社会公平问题

　　在国家公共政策实施的同时，结合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推进，一些民间志愿者走“草根之路”，也陆续开展了诸多生态补偿的有益探索。

　　“生态补偿说到底是个社会公平问题。”日前，在贵阳召开的中国西部生态补偿（国际）研讨会上，“世界森林趋势”环境经济学家安德雷·维斯特认为，一些人多占有了环境资源，另一些人占有得远远不够，国家应该在他们之间进行平衡和调整。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杨从明博士在会上说：“就制度设计而言，生态补偿资金由谁支付、交到谁的手里以及怎样使用，是决定生态补偿成效乃至成败的3个绕不开的关键问题。”张惠远博士提交给会议的一篇论文认为，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呈现“三多三少”特点，即部门补偿多，农牧民补偿少；物资、资金补偿多，产业扶持、生产方式改善少；直接的生态建设多，相应的经济发展、扶贫、农村能源结构调整少。

　　文章中还指出，虽然“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谁污染、谁治理”的生态补偿原则获得广泛认可，但涉及具体补偿行为时，补偿的主体和受体关系却并不明确。这个问题在国家层面实施东西部区域间大跨度生态补偿时，更显突出。

　　配合“汪江突围”等案例的解剖，研讨会特意设计了两次虚拟对话。由与会者搭配的几个团队，分别代表东部、中部、西部，或是农民、政府、企业的利益，围绕生态补偿资金该由谁出、谁该出得更多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

　　“政府部门的许多资金，如扶贫款、退耕还林资金等，实际上包含生态补偿性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一个主要前提是首先要建立生态价值的评估机制，让其量化为实实在在、方便买单的东西。政府资金的投入还应加强整合。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部门各投各的局面需要改变，以利于发挥资金综合效益。”杨从明说。

　　该次研讨会的与会者共同呼吁，国家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全方位、全民参与的生态补偿机制。

　　“‘汪江突围’从一个点展现了民间的力量。”贵州师范大学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任晓冬说，“如果政府的生态补偿实践，能以项目招标等方式更多引入这种志愿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生态补偿的草根终将长成大树。”

　　作者：本报记者 谢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