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寻人信”寄到淄博一中

　　1968年的那个夏天，阳光灿烂。

　　年轻的李达宾与周阜山一见如故，在淄博一中宿舍小院的一座平房里，两人抵足而坐，长谈了两天两夜。其间，两人只在吃饭的时间才停一会儿。记者无法想像当时谈话的情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达宾被深深地震撼了。

　　因为我是组织派来调查情况的人，周阜山把他从事第三国际情报工作的经历全部告诉了我。而在这次谈话前，他没有把这段经历告诉组织外的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李达宾说自己一下子陷入了一个传奇故事中，震惊、敬佩、感动，各种复杂的情绪混杂在一起，好几天才缓过劲来。

　　后来，李达宾回到武汉，与周阜山山水相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两人也从来没有再联系过，但这个传奇人物的传奇经历却深深印在了他的记忆中。

　　此后几年，李达宾和邓周立也先后受到了冲击，邓周立在“五七干校”呆了四年，他笑称自己是“五七干校的本科生”，而李达宾也在“五七干校”呆了很多年。期间两人也断了联系。

　　如昙花一现，周阜山的这段经历又依然尘封，30余年间再没有人去翻阅过，解读过……

　　对于父亲的这段往事，周阜山的大儿子周立、现在淄博一中担任教师的二儿子周刚和现在淄博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的女儿周评更是一无所知。在他们的眼里，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但背负着太多说不清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曾让家人历尽了磨难和痛苦。

　　时光飞逝。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邓周立见到了一直被自己视为恩人的李达宾。李达宾向他透露说，周阜山是二战时期的一位特工，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过重大贡献。这个秘密也让邓周立深感震惊。1999年，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李达宾也开始整理关于周阜山的材料，并写成纪实文章，以“胡富海”的笔名在《中国故事》上进行了刊载。

　　2003年，邓周立也开始寻找战友周阜山和他的家人。当年3月12日，他从武汉给淄博一中寄出了一封“寻人信”。(本报特派记者 董振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