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障政策“精益化”

　　声音

　　郭之纯

　　近期，频有经济政策出台后遭公众评说、质疑，如央行提高房贷利率引起的反应就是一例。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认为这表明我们的政策制定已从以往的粗放时代进入到一个“精益化”时代。作者坦言，之所以创造性地提出“政策精益化”这一概念，“是想更加突出地提出我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时需要自觉予以改进的方向”。按其文中表述，这一方向就是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要立足于复杂的经济运行及利益关系提出政策构想”；“充分听取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的想法”；“考虑施政的成本……要有中立的政策评价”；“政策应当具有充分的灵活性”。简而言之，就是每项政策在制订过程中都要给予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机会，争取能让政府、民众、利益集团、中介组织等达成共识。

　　不难看出，这一概念是作者借以提出的一种诉求，一种期待。因为从政策频遭质疑的现象来看，说当前已经进入“政策精益化时代”显然还为时尚早。应该说，这种诉求本身有积极意义，这一问题值得重视、探究。

　　在笔者看来，要达到“政策精益化”这一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政策的“精益化”之途上，有着绕不过的观念和价值观陷阱，贯彻这一意图的各项原则需要特别加以厘清，否则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导致观念混淆，从而让政府陷于某种伦理的困境。

　　这一可能的陷阱，来自对效率和公平的权衡难局。效率和公平之间经常有一种对抗性甚或是矛盾性，这是恒久的政府治理难题，因而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政策格局，都是一系列的妥协和动摇的产物。故此，在制订每项政策的过程中都先让各利益集团博弈，在不断妥协中追求政策尽可能的“精益化”是必要的，但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容忍和妥协的分寸。这考验着政府的施政理念和价值观。

　　确实，如果不恰当地强调政府权利，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权利就会受到威胁，因而政府对公众的妥协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因为“精益化”的目标，过分强调“达成共识”，则有可能会走向反面，导致政府的脆弱，导致执政能力的降低。一个脆弱的政府，不仅难以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甚至也将难以维持基本的秩序。

　　另一可能的陷阱，就是如果政策制订过程中对一些利益集团过多考虑，会不会导致政治欺诈的发生。如《瞭望新闻周刊》文章中所说:“各个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意愿更加强烈。政府公共政策被利益集团‘俘获’、‘挟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如果决策者不能有一个坚定的立场，在制订某项政策时态度过于游移，就有可能拖延政策出台，甚至是扭曲政策本意，从而形成对某些利益集团对公众欺诈的纵容。事实上，这类情况已经多次发生，典型如湖南嘉禾珠泉商贸城拆迁事件，一起又一起的景点涨价事件等。可以说，在一些地方出台的某些经济政策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暧昧的指向，从而露出了其背后利益集团的马脚和影子。

　　还有就是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本身的效率问题。政策出台不慎，会导致制度上的不公平；而如果政策出台“过慎”，又可能会造成行政的低效和浪费。

　　然而，以上诸般虽看似都是模糊的“两难”问题，却也并非没有简捷的解决之道。笔者认为，要达到政策的“精益化”，在政策出台之前百般权衡固然必要，但让公众和自己不能同意的已出台政策有一个可靠的抗衡渠道，殊为必要——比如人们对政策的诉讼权利。

　　但在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实例还非常之少，一些“公益诉讼”往往被拖延，甚至被拒绝受理，或虽然明显有不合理成分的政策，却因为缺乏特别有力的法律支持而至败诉或不了了之。比如，曾经发生过的对列车春运涨价的诉讼、高考录取地域分数差的诉讼等，都是如此。景点涨价已经导致公众的怨气沸反盈天，但还没有听说有人要诉诸法律手段解决。笔者认为，这种意识的匮乏，或这种途径的艰难，是政策“精益化”过程的最大障碍。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便解决了政策“精益化”过程中的最大问题。可以信赖的法律手段，应是保障政策走向“精益化”最重要的可期待方式。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2005.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