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林达先生的文章《官员的辈分该降低一点》。林先生认为，旧时把县官称之为“父母官”，官员和民众的关系是父母与家人的关系。而现在出现了官员辈分下降的现象，叫起来成了平辈，称兄道弟。作者期待，“以后我们见了名人高官，能不能把他们的辈分降低一点，降到和我们同辈，平等相待。这样，在官员面前，我们就不再需要像小辈一样恭恭敬敬，而可以挺胸抬头，担负起做一个公民的责任了。”
确实，我们的文化重视家庭伦理，而且这种家庭伦理也向整个社会蔓延，一圈一圈地扩大，覆盖了整个社会。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常常套用家庭的伦理规则，大家觉得这样做比较“亲近”。不管是过去把县官称之为“父母官”，还是现在把领导亲切地称为“大哥”、“大姐”，都是这种社会伦理的表现。但与官员讲辈分，不管是高一辈，还是视为平辈，恐怕都与现代政治文明的精神不尽吻合。
传统家庭伦理的本质，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尊卑秩序，称呼决定了你必须采取的态度，也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官员称兄道弟，依我看还是在以特定的伦理来定位两人之间的尊卑秩序。从深层意义看，这种伦理称呼多少反映了一些人对待公权力的态度，即不是把公权力看作服务于所有人的公器，而是服务于“自家人”的工具；所希望的是“内外有别”，而不是一视同仁。
我们看到，有些人与领导称兄道弟，仅仅是为了拉近距离、拉拢权力，为将来的谋利铺平道路。这种风气向社会蔓延，最容易造成腐败分子与社会黑恶势力之间同流合污，利用公权力为小团体牟取私利，给国计民生造成严重损害。
说到底，这种“称兄道弟”的社会伦理观，虽然使我们有种“大家庭”的依靠感和亲切感，但在脉脉温情的面纱下面，很难避免滑向“家族式”的传统政治关系，它不利于我们每个人之公民人格的养成，也不利于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形成。现代社会，讲求人与人之间平等独立，很少将家庭伦理的一套运用于社会领域，对官员的称呼通常是以职务相称，某种程度上，其所彰显的是人们对待公权力的态度。
一个社会如何称呼官员，看似很随意，但是它其实反映了这个社会如何看待公权力的态度，因此不可等闲视之。在我国，权力来源于人民，掌握权力与否和多寡并不决定人的高低贵贱，这是中国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和中国社会对待权力的特有语境。因此，官员不应该有辈分，用“同志”这一称谓最吻合我们权力的属性，也最明确地表明官民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构建一个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才能真正“担负起做一个公民的责任”。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马国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