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广州会议”①

　　史妍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力图扭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强调：“必须恭谨勤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掌握实际情况，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这次会议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40多年后我党提倡的求真务实的作风，是一脉相承的。

　　1961年前后，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国家出现困难局面的原因。他历来认为，调查研究是摸清情况、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为切实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1961年初，毛泽东派出身边的三个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分别率调查组赶赴广东、湖南和浙江。调查结束后，三个调查组集中到广州向他汇报情况。1961年1月下旬，毛泽东带着急切的心情赶赴广州，开始了他的调查之行。

　　2月23日，毛泽东抵达广州。在听取了三个调查组的汇报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分别参加在北京和广州举行的“三北”及“三南”会议，3月14日，毛泽东决定两个会议在广州合并举行。

　　会议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将会议的主题引向了调查研究工作。他在会上共作了两个大会发言，对于平均主义及条例制定等问题都是一句带过，却花了大量时间来讲调查研究的方法和重要性，显然，他是想在这个会上掀起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高潮。广州会议的最后一天即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全党各级干部必须下大力气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只有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有了毛泽东不遗余力的提倡，全党上下迅速行动起来，响应中央号召，上至中央领导，下到普通党员干部，纷纷走出办公室，深入乡间地头，探访农家小院，切实了解百姓疾苦。

　　通过实地考察，许多党员干部开始纠正以前的一些主观认识，在实际情况面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调查组通过与基层群众面对面的交流，实地走访生产的第一线，耳闻目睹的切身感受让“大跃进”以来被夸大的建设成就得以还原，各级干部开始对实际国情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经过了这一场规模宏大的调查研究运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基本保持了一致。从公共食堂的解散、供给制的取消、按劳分配模式的广泛实施、农村中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小队等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都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根本利益。广州会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也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订，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条例。

　　广州工作会议后高涨的调查研究运动，直接导致了农业、工业、商业、文教等各个领域一系列调整举措的实施，拉开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序幕。毛泽东曾评价，广州会议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并说：“今年广州会议大有启发，解放了思想。”可见，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并不在于解决了多少问题，而在于其对全党干部思想上造成的巨大影响，而真正使广大干部的思想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的，就是这一场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运动。

　　今天，我们纪念44年前的广州工作会议，就是要从中吸取养分，继承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执政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正如邓小平在会议期间所说的那样：“坐而言要少，起而行要多。”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