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城市化的痛与乐

　　“变化”成为昨天文化圆桌会议上的关键词。高官、学人、文化人济济一堂，条分缕析中国过去的20年，文化变迁的背后总有经济的身影，而经济的每向前一步，总能生出一些文化现象，两者如花开并蒂，而那颗种子，则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当老老少少的与会者历数过城市化带来的痛与乐之后，来自秘鲁的经济学人、《资本的神秘》一书的作者迪索托平静地指出，美国的城市化折腾了200年，日本挣扎了50年，由此，关于中国的城市化在这个时候做结论为时尚早。没有人能够否认，35年前与今日已是两重天，因此今天的人们能够做的，是经历、感受、观察和思考已经发生的、正在进行的和将要发生的变化。

　　上海：对年轻人仍有巨大吸引力

　　《财富》杂志亚洲编辑钱科雷说起他在上海的一个细节：“在上海人民广场的城市规划展示馆里，有一个关于2020年的上海的城市模型。我看到很多上海人非常高兴地在这个模型边指点，为他们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骄傲。可一旦他们研究起一些细节，又会沮丧发现，自己现在住的地方也要被规划作其他用场。到时，他们该往哪里去？

　　瑞安集团董事长罗康瑞对于大城市中心城区开发建设中土地的捉襟见肘深有体会，“本身土地面积有限，动迁成本也在快速上升中，因此上海市中心寸土寸金，这点恐怕很难改变。”罗康瑞不讳言现在定居大城市的成本正在越来越高。

　　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席麦克多诺笑说，大城市如上海，对年轻人有着难以摆脱的吸引力。“60年代把许多年轻人从城市送到农村，可最终他们纷纷回城。在今天，上一辈的人在农村、在小城市生活得不错，但年轻的孩子们仍然向往着大城市，向往大城市里丰富的文化资源、舒适的生活，希望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幸福。”

　　北京：城市化的脚步悠一点

　　面对2008年的奥运会，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文化圆桌会议的省市长座谈中直言，北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脚步该悠一点。

　　当人们以为整个北京城沉浸在“迎奥运”的热火朝天情绪中时，王岐山意味深长地提出：城市的建设不是越大越好、越快越好。对于北京而言，如果以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大”、“快”将成为一种危险的信号。“北京现在的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瓶颈，城市建设缺水、缺天然气，在能源方面捉襟见肘。如果在建设中只考虑快，考虑可以立刻见到的成效，而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那么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将是一场悲剧。”

　　为了“环保”这桩心病，王岐山痛定思痛把首钢搬离原址，这一大迁徙让不少国外同行都咋舌，但是王岐山说，“在北京市的建设中，环保有着第一否决权，城市化可以为环保让路。”

　　新一代：承受未来之重

　　在“年轻的声音：与中国相识”专题讨论中，洪晃女士放弃自己发言，而带来了三位特殊的客人：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的Henry和Peter，以及18岁的香港女孩Yomi，让会场上响起了地道的“中国年轻的声音”。

　　在中国城市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在上一辈眼中“自信、强势，在家和父母讨价还价，在学校和老师讨价还价，在公司和老板讨价还价”的一代人，在今天的圆桌会议上流露出的，却是对于未来的不确定，这份不确定让他们感到沉重压力。

　　北外二年级经济系的Henry说，自己从小并没有受到父母的压力，读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都是自己的主意。但想到两年后的毕业，不免忧心忡忡，“我不知道自己是要出国，还是读研究生，或者工作。工作的话，我又不确定自己能得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留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需要顾虑的因素太多。另外，作为独生子女，我父母将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我必须考虑他们。等到我成家，那我将要负担4个老人的生活……”

　　Peter是新闻系大三的学生，热爱戏剧的他现在是学校剧社的社长，在谈到自己的兴趣时流露出一点遗憾：“我毕业了可能从事媒体，或者广告公司。我将不得不放弃喜欢的戏剧，因为如果只是排我想排的戏，那我就没法生活了。总之，我得先想着养家养孩子啊……”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