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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夹心饼干”甜酸交加(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18日11:12 人民网-华东新闻
台商:“夹心饼干”甜酸交加(图)
5月2日,连战(左一)在上海与众台商会面。

  叶凤章 摄

  从5月2日到5月8日,大陆各地台商“首次大团聚”,两度会集上海,6天之内“送连(战)迎宋(楚瑜)”,让人们对两岸经贸升起期待的同时,也把台商多年来的诸多冷暖感悟,裹挟而出台商的白手起家与“走出去”,自然充满创业的艰辛;和其他商人迥异的是,身份独特的台商,因了两岸敏感而复杂的关系,多了一份“夹心饼干”般的独特情感与经历……

  登“陆”20年,心头百感交集

  5月2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前几天还是艳阳高照,下午却狂风大作,乌云浓布。候机坪上,叶惠德和几十位来自大陆各地的台商们,把雨衣紧了紧,但仍然难抵逼人寒气。

  而他们的心头,却浮出从未有过的暖意。他们正在等候由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领的大陆访问团的包机。5天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将率团访问上海。正如海内外舆论的评价:这是跨越了近一个甲子的问候,是历史性的握手。

  无论是连战,还是宋楚瑜,上海,都是他们紧张行程中的希望之旅、经贸之旅。在这里,他们将面晤台商……

  “个中滋味,冷暖自知”

  在务实且理性的龙凤集团董事长叶惠德看来,几十分钟的座谈,不必抱太大期待,“很多问题,我们多次向台湾当局呼吁,也未见进展,难道指望我们与在野党领袖几十分钟的沟通,就迎刃而解?”

  话虽这么说,当国民党资深顾问徐立德带来口信,说连战在上海希望能与分散大陆各地的台商代表见见面,身为上海台商协会会长的叶惠德,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主动承揽了这次特殊的“家宴”,并迅速联络发起和组织各地台商。“一方面是他乡喜遇乡亲,我们是半个东道主吧;另一方面,能到上海、到大陆特地安排与台商座谈,就是对我们的重视与鼓励。两党之间的握手,创造稳定与良好的氛围,台商必是最大受益者。”

  连战走出机舱,谢绝了雨伞,与在场台商一一握手问候,并一再向叶惠德表示感谢,还冒雨短暂演讲。那一刻,在场的台商颇有些动容,百感交集。

  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抵大陆的台资,是1984年投资于珠三角的一家企业,但也很难说这是否第一笔台资。成规模的台商投资,则始于1989年国务院公布给予台商优惠的新措施以后。16年来,台商在大陆实现了从南到北、从传统到现代化、从点到面的快速布局。据大陆方面统计,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企业逾6万家,而在大陆工作、求学的台湾人已近百万。

  这样庞大的群体,在长达20年的登“陆”历程中,虽有大陆方面的亲情与关照,却得不到台湾当局的明确支持,他们身不由己地进入微妙的漩涡中。个中滋味,台商们叹道,“冷暖惟有自知”。

  “经济就是经济,为什么要人为复杂?”

  “大陆糕点皇后”、元祖公司董事长张秀琬,把台商处境比作“夹心饼干”———“处在两岸夹缝中,若非当事人,别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尴尬与复杂。”

  张秀琬有着敏锐的商业触角。1992年,她决定到大陆投资,家人不理解:“到大陆不比其他地方。就算是市场潜力大,可那边有无安全啊?”同行说着风凉话:“你想赚大陆的钱,别把自己砸进去了。”

  这还算是善意的。“那时候,包括到现在,台湾岛内还有刺耳的舆论谴责到大陆投资的台商。”说什么台商是“债留台湾,钱进大陆”,造成台湾“外劳进(指东南亚一带到台湾打工的劳工),人才出”的不利局面,甚至还有人给扣上“红帽子”,说什么“使台湾产业空洞化”、“喝台湾奶水却背弃台湾的叛徒”……

  张秀琬抱着台湾人常说的“打带跑”(即拎着一只包去创业,见势不好随时跑),一路来到大陆。由于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欢迎,厂子顺利地建了起来。

  那一年,还有一位名叫汪美华的女子,也与先生一起来到大陆。她把3个孩子“打包”带过来了。“亲友说,万一出现1949年的兵荒马乱怎么办?我说:好吧,我们5口人到哪儿都要在一起,免得被生生骨肉分离、两岸相望。”至今回想,汪美华的调侃中还隐含一丝悲情。

  喜欢溯源寻根、熟悉台湾历史的张秀琬,常常在问:“能不能把问题简单化,经济就是经济?”

  “我的情感困惑几时消除?”

  和张秀琬一样,另一位台商也常常心生困惑。

  他叫王国达,力国企业董事长。12年前,当他决定移师大陆时,很认真地与儿子谈话:“从族谱上看,我们家族在台湾已是第8代了,从现在起,原乡人的血又流回了祖家。”

  他觉得,自己是“回家”了。

  不过,刚过来时,还是有一些细节提醒着他:你和这个家的其他兄弟姐妹,还是有些不一样。王国达至今对10年前的一件小事记忆犹新:他驾车违反了交规,被“公安”———虽然到大陆这么久,他还是习惯把交警统称为“公安”———拦了下来,请他出示驾驶证,一看是台湾的,很客气:“对不起,这个驾照不能适用。”王国达当时也抬上了杠:浙江驾照你们认吗?北京驾照能在这里开吗?对方也很礼貌:也许以后一样,但现在还不行,得去换证。虽然换证也不麻烦,但这个细节让王国达觉得陷入“情感困惑”。

  几乎每位早期来大陆的台商都遭遇过类似困惑。在机场入关,持台胞证的人走的是“境外人士通道”;早些年,去参观博物馆还得遵循“外宾价”。

  现在不一样了。3年前刚与老公来到大陆的黄慧华,听到“前辈”们的这些故事,已有些不解:“我们可没这么多顾虑。”

  可以想像,当连战与宋楚瑜来上海倾听台商的呼声,王国达那句“我非常震动”,显是肺腑之言。“希望这样的认同与推进,让我们这一代遭遇的情感纠葛不再发生。”

  创业,到大陆寻找“第二春”

  5月3日。上海东方滨江大酒店宴会厅。

  在上海台商协会会长叶惠德主持下,大陆各地台商协会负责人设宴欢迎连战。连战发表了题为《经济双赢、互惠互利》的演讲:“今天,两岸的经贸关系,由台湾的角度来看,已经不是一个像早期那种‘输血’、‘救护’那种的关系,实际上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抢市场、抢商机、抢出路的一个重要的当口。”

  “我有幸经历了两个经济起飞期”

  亲耳听到一位来自台湾的政党主席公开称赞台商在大陆经济建设中“与有功焉,与有荣焉”,听到两岸应建立“共同市场”的表述,此前对岛内关于台商“输血论”的批判已听得有些麻木的邱创盛,心情一振。

  台育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专为到大陆投资的台商提供信息、管理服务,其董事长邱创盛断定大陆孕育着巨大商机,特别是长三角一带,正踏上经济起飞的快车。他认为,这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似曾相识。

  “我们这代人非常有幸,能够先后经历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起飞。”邱的这句话,在每一个四五十岁的台湾商人口中,都常常被提及。上世纪90年代到大陆发展的台商,轨迹如出一辙:台湾起步打基础,抢抓大陆机遇谋求“第二春”。

  大陆的机会在哪里?一个最小的细节就可以证明:在大陆,雇佣一名工人,工资不到台湾的110,建厂费用也只有台湾的13———仅此一项,就可大大降低经营成本。

  王国达则从广九列车上的蛇皮袋中有了“发现”。他第一次从香港乘坐广九列车入深圳,在火车上看见许多西装革履者,提着装满了文件与资料的大包小袋。王很奇怪:常见从深圳带蔬菜回香港、从香港买电器回大陆打“价格差”的,可带这么多文件干啥?原来,香港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成本很高,许多企业宁愿入关去找收费低、服务好的专业人士。

  “这就是成本落差、利润空间啊。”现在,这样的落差正在缩小,但依然存在。

  “龙凤”传奇:大陆市场太有诱惑力了

  说到寻找“第二春”,叶惠德和他的“龙凤”是经典范例。

  叶出生于台湾高雄,家境贫寒。从小,他就立志让父母和家庭摆脱贫穷。

  在台湾逢甲大学电脑系读书时,为了减轻父母压力,叶在寒暑假到台南姐夫家的作坊打工,学做面条、水饺,后来索性放弃专业,一本正经做水饺了。

  “父母为我痛惜呢,我功课念得也不错,”时光荏苒30年,叶惠德内心似有深深遗憾,“但是,我想帮助家人尽快脱贫,电脑行业竞争太激烈,不易创业成功啊。”

  大学毕业两年后,以1000元台币起家,叶惠德开设了一家小食品店。两年后,龙凤食品公司正式成立。1984年,他建成了自己第一个食品工厂,5年后第二座工厂又诞生,并成为台湾第一家将冷冻食品外销日本的企业。

  但是,叶惠德发现进入了一个“瓶颈”。就算台湾人个个都吃龙凤食品,发展空间也很有限。

  他开始在全球华人地区搜索市场,“这一看,大陆市场实在太有诱惑力了!”

  当时的大陆,百业待兴,上海“到处都是脚手架,每天都在不停地建设、架桥、铺路、挖地、盖楼,处处都是工地的尘土”。

  当时的台湾,正被冠以“亚洲四小龙”,在城市环境、生活质量方面,大陆只能望其项背。王国达头一年携老婆孩子到上海,岳母心疼女儿和外孙,隔一段时间就捎来或寄来很多日用品,包括卫生纸、味精、牙线和酱油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3年。而反差最大的,是看病的医疗环境。

  更有许多不可知、不安全的忧惧:生命是不是安全?台商财产会不会受到保护?

  “再不方便,再有限制,我们还是要到大陆去。”叶惠德说。

  这就是市场的诱惑。

  “经营之神”的忠告:没有大陆,台湾就无出路

  与叶惠德前后脚,张秀琬也“嗅到大陆市场的诱惑”。从小喜欢冒险的她,决定再冒一次险。

  叶惠德到上海签意向合同的时候,对未来可行性的乐观分析是:5年达到4000万元人民币,结果,第一年就超过了4000万!张秀琬同样吃惊。当她在大陆的第一个厂于1993年4月25日正式投产,之后的几年,元祖以一年开办一个厂的速度惊人地在大陆各地繁殖着。

  石油化工、水泥建材等传统行业,也纷纷在大陆找到“第二春”,来自大陆分厂的获利贡献,甚至超过台湾母厂。2002年以来,台湾股市上具有大陆投资背景的传统产业股表现强势,成为追捧对象。

  在邱创盛看来,大陆不仅成为台湾传统产业主要利润来源,还成为台湾王牌产业IT企业走向世界的跳板,以及台商创品牌的基地。

  去年底,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邀岛内政商界大佬茶叙,讨论台湾经济的现状与出路时,就曾直言:“没有大陆,台湾就没有出路;除了大陆,台湾没有其他选择。”有媒体称之为“经营之神王永庆给台湾执政者与台湾民众的忠告”。

  不过,对于舆论关心的“连宋登陆后是否还会掀起台商投资大陆热”,一些台商都谨慎观望:“该来的其实都来了;不来的,很多是因为台湾的产业限制,无法来。”

  邱创盛更以专业眼光提醒说:由于大陆发展迅速,“外”资与“陆”资企业蓬勃兴起,所以,没有资金实力的,没有产品特色的,“还是慎行”。

  大门开不了,何不先敲窗

  5月8日。上海东方滨江大酒店。

  这是一场规格完全复制“连战版”的台商欢迎宴会。主角则换成刚刚在陕西祭完黄帝陵的宋楚瑜一行。

  宋楚瑜一再解释为什么选择到上海:“最重要的是期盼与了不起的台商见面,他们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我们要来感谢他们,更要透过与他们的沟通,去真切体会他们对于未来如何持续加强两岸‘三通’和往来(的看法)”;宋离开上海时,又说:“不到上海,就不能够了解台商对于‘三通’的深切期盼。”

  “如果真能‘三通’,我们要放鞭炮了”

  坐着包机而来的连战与宋楚瑜,不知道是不是百分百能了解台商在台湾—大陆辗转往返时那种痛苦———包括费用与时间的“超支”,一条浅浅海峡竟成了迢迢长路。

  连战的演讲中,有一句话给叶惠德印象极深。他在介绍对台湾经贸政策及两岸“共同市场”的设想后,话锋一转:“谈了这么多,谁来做?谁来推动?必须要有人念兹在兹在那里埋头苦干。”

  连战当然有所指。不过,在叶惠德看来,作为台商,除了呼吁,除了为两岸经济作贡献,做好润滑剂,也许有些事情也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尽绵薄之力。他常重复一句话:“两岸关系,大门不开开小门,小门还不开,那就先敲窗户嘛”———这既是对当局者的期盼,也是对自己、对台商的要求。

  实际上,窗户是可以敲开的。

  早在2003年春节,叶惠德在浦东机场登上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踏上归途———这是台商春节返乡包机的首航班机。他的机票被作为历史见证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今年春节前夕,叶和北京台资企业协会会长谢坤宗、广东东莞台资企业协会会长张汉文,成为推动春节台商包机的幕后民间力量。1月29日,当他再次乘坐上海飞往台北的第一架地方民航班机时,他也见证了“台商春节包机”这一模式从“单向与经停”到“双向对飞且不经停”的不断进步。

  在叶惠德看来,步子完全可以迈得更大些。“每年从台湾来大陆的,包括台商和观光客有300多万人次。一旦直航,每人次可以省1万新台币,这就是300多亿新台币,相当于84亿元人民币。大陆游客去台湾观光,同样效益多多。海运方面,台湾对大陆有300亿美元顺差,如果直航,海运费用会降低,时间大大缩短,无论对哪一方,都是双赢甚至多赢。”

  他对媒体说:“希望下一步能双休日包机、节日包机。‘三通’的意义就不必去说了,至少,这该有利于多少台湾夫妻双休日团聚,少生出多少家庭隔膜?”

  当“胡连会”与“胡宋会”达成一系列共识后,尽管对台湾当局如何落实抱谨慎态度,但叶惠德仍有些兴奋:“如果真的能‘三通’,我们要放鞭炮了。”

  而汪美华对“三通”的期盼倒是蛮“私人”的。这位13年前与老公、孩子移居上海的“台妈”,是想让自己更轻松些。

  当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时,有传言说“台湾要打飞弹了”。那时儿子正好回台湾服兵役,汪美华脑子里迸出一个滑稽场面:两岸打起来,儿子上了战场,举枪向这边的爸爸妈妈妹妹瞄准射击。

  当然,这个画面只是一闪回,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倒是另一些实实在在的事,需要她去面对。汪美华的三个孩子都在上海本地学校念书,有些事挺让她尴尬:上历史课,讲到国民党、蒋介石一节,孩子回来问:“妈妈,蒋中正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听“太太俱乐部”里的“台妈们”说起,为了这些事,台湾孩子还与当地学生发生过争执。汪美华试图对孩子解释,可这哪里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呢?

  “哪怕就是为了向孩子解释明白,我也希望两岸通起来。”

  “通”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需要时时头顶“台商”标签

  这是叶惠德的看法。

  无论作为台商协会会长,还是第一批到上海发展的台商;无论是5年前风靡台湾的“上海热”,还是又有人预言连宋后“大陆热”,叶惠德免不了善意忠告:如果不爱上海就不要来,来了以后要尽量忘记自己的台湾人身份。

  很多台商对“身份”相当矛盾。一方面强烈呼吁“市民待遇”,包括公司注册、看病费用、学费标准;但又舍不得放弃被视同外资企业所享受的诸多优惠政策。“对台商来讲,我们应该去掉‘超国民待遇’或曰‘超市民待遇’的想法。当‘台商’这顶帽子还原到地理概念时,那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一些台商想得很深。

  有趣的是,无论王国达还是张秀琬,抑或“台妈”汪美华,都坦言“习惯”而非“喜欢”大陆城市,只是他们已经学会了融入和包容。

  对台北与上海的两个“家”,张秀琬有一比:台北,更像是一位中年男子,稳重,有内涵,那里有她童年回忆,少女情怀,有许多留恋;而上海好比一位18岁的时尚青年,有活力,有消费能力,但也有年轻人的浮躁。“这座城市在进步,我们鼓掌;这座城市有不足,也不要一味抱怨,而是齐心协力去改善它。”张秀琬说。

  这其中还有另一种隐痛。见多了欧风美雨,素来颇有骄傲感的上海人,对外地人相当挑剔,对台湾人也不例外。在一些上海人的言谈中,台商往往被冠以“小气”、“吝啬”,甚至被有的人称为“台巴子”,意即“台湾来的乡巴佬”。王国达有些气不过:“说我们小气,要知道我们创业也是一分一厘挣起来的,当然不敢挥霍。”“上海要海纳百川,为什么有些上海人还那么排斥包括我们在内的外地人?”

  在叶惠德看来,这样的相通、相知、相融,对台商而言,还要有一种“自律”、“自省”的意识。“台商也应该保持三样,一是合法经营,二是善待员工,三是积极回馈社会。”台商要为自己树立良好形象,这也是为两岸更和谐的民间交流助力。

  《华东新闻》 (2005年05月18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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