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与一个小村的世纪之交(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18日11:13 人民网-华东新闻

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时的情景

　　开弦弓，太湖东岸一个极普通的村子。村子里有三条河，最大的一条叫小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1936年，这个小村，因为一个叫费孝通的年轻学子的到来而变得不再普通，并拥有另一个名字———江村，蜚声海内外，成为现代史上中国农村的缩影

　　5月的江南，草长莺飞，绿意葱茏。5月12日，复旦大学40多名学生来到江苏吴江开弦弓村，缅怀4月24日去世的费孝通先生。

　　从上海到开弦弓村，需要先坐长途车到江苏吴江震泽镇，再换上农村巴士，沿着震庙（震泽到庙港）公路，10分钟即可到达。开弦弓村村委会办公楼就坐落在这条公路的旁边。村委会主任王建明骄傲地说：“如果没有费老先生，就没有这条公路。”这条公路不仅把开弦弓村工厂里的产品运往外面，也迎来一批批各种肤色的学生、老师和学者，其中就有费孝通的26次江村访问。

　　初访江村：树起人类学实地调查的里程碑

　　在开弦弓村，如果不是那一片片绿油油的菜地，你根本感受不到这里是个小乡村，触目而及的是白墙黛瓦的楼房、高高低低的别墅和一排整齐的厂房。

　　蒋云娜家就在震庙公路的不远处。这里是农民自发建造的一片居住区，房屋之间相距不到2米。走进蒋云娜家院子，首先看到的是一捆捆堆放着的羊毛衫。

　　88岁的蒋云娜是开弦弓村村民，和一般的村民不同的是，她是领退休金的工人。作为第一代纺织工人，蒋云娜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很骄傲，她说：“我是开弦弓村最早的工人之一，曾在费孝通姐姐费达生创办的工厂里工作过。”

　　早在1929年，费达生和几个股东建立庙港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装置机器，计日式缫丝车32座，复摇车16座，全部设备，计洋21000余元”，“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机械丝厂”，为开弦弓村播下了第一颗工业种子，也为费孝通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奠定基础。

　　1935年，村里已有106名16岁到25岁的女青年，到合作丝厂和村外的工厂工作，蒋云娜就是其中之一，成为“挣工资的人”。

　　当时，费孝通是一名抱负远大的大学生。1935年12月，在广西瑶山调查时，费孝通误入虎阱受伤，新婚妻子王同惠遇难。1936年，听从姐姐费达生的劝告，费孝通来到开弦弓村休养疗伤。费孝通第一次来到这个小村，第一次看到农村中的工业企业，产生了强烈兴趣。蒋云娜回忆说：“费先生当时戴着副眼镜，跟着他姐姐，看过我养蚕、织丝。”

　　基层农民的生活，让费孝通产生了浓烈的学术兴趣，他决定把自己的所学，用于调查开弦弓村，来研究中国农村发展之路。短短两个月内，拄着双拐的费孝通访农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不时做着记录，掌握了这一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间习俗诸多方面的资料。

　　两个月后，费孝通赴英国留学。在去英国的轮船上，他“趁记忆犹新，把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并为该村起了个学名叫江村”。

　　从此，这个村庄和他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1938年，费孝通撰写的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他在论文中鲜明地指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1939年，费孝通用英文撰写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在英国出版。他的老师布·马林诺斯基作序，第一句话就是：“这本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费孝通把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摆在了世界面前。他提出，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是不够的。他调查发现：靠农业生产，开弦弓村农民无法维持生计。他的答案是：发展副业和工业，生产蚕丝。在《江村经济》里，费孝通提出一个创造性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

　　费孝通求学期间，中国正经受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开弦弓村和中国其他的乡村一样，经济困苦，民生凋敝，苦不堪言。蒋云娜因为无工可做，处在失业状态。

　　重访江村：因说了农民收入下降的实话，被划为“右派”

　　1951年，和全国大多数村庄一样，开弦弓村完成土改，94％农户分得土地，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促进了生产力的第一次飞跃”。而蒋云娜在苏州一家丝织厂工作。

　　1957年，费孝通再访开弦弓村。周文昌家的两层小楼成了费孝通的落脚点。周文昌最难忘的，是费孝通带来的手摇式计算机。费孝通每天都把计算机摇得“哗哗”响，处理着收集来的数据。

　　那时，费孝通住在小楼的二层。他接触着最底层的人民，听到了最真实的声音，思考着中国的现在和将来。在20多天的调查中，费孝通发现了当时农村出现的新问题。周文昌说，当时的农村面貌一新，吃饭已不成问题，但缺钱改善生活。费孝通提出自己的判断：问题出在副业上。合作化后，由于区内分工和地区间的分工体系的失调，整个桑蚕生产被破坏了，“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总起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

　　回到北京后，费孝通写成《重访江村》和《重访江村（其二）》两篇文章，“诚恳要求领导上能注意”“乡村工业的问题和农村副业问题”。这显然与当时的政策、形势相悖，费孝通也因此受到指责，被划为“右派”，与江村断绝联系20多年。

　　周文昌回忆，当时，开弦弓村也曾投入“大办工业运动”，进行农具改革，开办家庭工厂，大炼钢铁。结果不甚理想，“不仅没有起到支援农业，为农业服务的作用，反而削弱了农业，破坏了农村经济”。

　　由于无工可做，1962年，蒋云娜从苏州的工厂回到开弦弓村，当起了村民。由于不擅农活，她只能做些简单的劳动，但没过几年，她又有了用武之地。

　　1967年，“文革”风暴刮到开弦弓村。小村被分为“红卫”和“立新”两个生产大队。其时，中央也意识到在农村发展工业的重要性。作为样板村的开弦弓村，被县里暗示发展工业。1967年，红卫生产大队的干部私下与邻村合作筹备恢复缫丝厂。据经办人之一的周梅生回忆，这主要是因为开弦弓村有开办缫丝厂的经历以及38名技术工人。1933年，费达生带着38个开弦弓村女工到无锡等地学习缫丝技术，她们回来之后，成为技术员，蒋云娜就是其中之一。

　　1968年，由红卫等8个生产大队联合投资2．73万元，重建缫丝厂。周梅生介绍：“开工第一年，丝厂奇迹般地取得了2000元利润。”

　　尝到甜头的开弦弓村又在谋划新的企业。1977年，红卫大队集资4万元，创办丝织厂，为全公社首家队办企业。1978年，立新大队集资2万元，创办立新丝织厂。

　　三访江村：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

　　有这样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后，开弦弓村快速发展。时任村支部书记的沈春荣为此特别骄傲。他说，1981年，农副工三业总产值达到155万元。其中，农业占29．8％，副业占19．1％，工业占51．1％。工业总产值超过农副业总和。

　　这年10月，费孝通偕姐姐费达生第三次到开弦弓村调查。他向干部群众详细询问农业生产、多种经营、乡村工业、土地、人口、文化教育、经济收入、家庭结构和生活方面的情况。听到农村的种种新情况，他大为惊叹。当时江村很多人家盖起了楼房，许多年轻人结婚买了自行车、缝纫机等，和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差别不大。费孝通高兴地说：“江村娶媳妇也有‘四大件’了。”

　　费孝通在学术界第一次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苏南有些地区农村用在工业上的劳动力已超过了用在农业上的劳动力。

　　当年，费孝通在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纪念章”时，以《三访江村》为题，就开弦弓村自1936年以来的变化发表演讲。他说：“我觉得特别高兴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

　　其后，费孝通几乎每年都要到开弦弓村考察一次。1982年1月，费孝通四访江村。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乡村工业的生命力是强大的，是农民需要的，是有基础的。”

　　乡村工业给江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沈春荣说：“上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开弦弓村最为辉煌的时候。”当时，村里每户都有工人，收入丰厚而稳定。而在村里谋上一份工人的职业，是件令邻村村民十分羡慕的事。蒋云娜的女儿蒋金芬就是当年的工人。她说：“当时的开弦弓村村民生活水平在庙港是数一数二的。”1985年，开弦弓村有10户农户建起楼房。村丝织厂还买了发电机，遇到停电时候，利用自发电供应给村民，“整个村庄亮堂堂，让邻村格外羡慕”。蒋金芬记得，费孝通每次来江村考察，总要到她家坐坐，喝喝青豆茶，拉拉家常。看到村民生活火红，费孝通还高兴地吟起了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其心情愉悦可见一斑。

　　沈春荣还记得费孝通这样说过：“村办工业应该大力发展，我姐姐费达生在解放前就在这里办起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捕鱼捉虾是开弦弓农民的传统副业，七种八养九行当，样样要上，老百姓才能富起来。”费孝通还说：“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方便了，东西才能卖出去，商品经济就发展了。”而震庙公路正是在费孝通的支持下修建起来。

　　那时，开弦弓村的村办工业蒸蒸日上。村里提供的一份资料证实，1989年，该村三业总产值突破1000万元（1208万元），年人均收入突破1000元（1189元）。这在当时的江南农村来说，也属于中上水平。

　　1991年，费孝通在《吴江行》中写道，1980年吴江全县的工业总产值为9亿多元，1990年是59．2亿元，其中乡和村级所办工业占74％。这一比例大大出乎政界的预料。他说：“吴江正在从温饱走向小康。”

　　数访江村：高兴于姐姐费达生开创的“工业下乡”的实验，已经开花结果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开弦弓村的乡村工业开始走下坡路。

　　沈春荣认为，这是乡镇企业自身特点决定的。乡镇企业由于产权归集体，责权利不明晰，原有的优势逐渐变成劣势，管理出现难度，经营出现下滑，市场被新型民营企业蚕食。同时，开弦弓村因为集体企业发达，村民大多在工厂工作，收入尚可，缺乏变化的冲动，而是随着集体企业的命运变化而浮沉。此时，邻村村民因为缺乏进工厂的机会，大多在外面做生意或自己开办家庭作坊，收入开始赶超开弦弓村村民。

　　蒋云娜的孙媳妇吴菊仙也有明显感受，她曾在镇上的缫丝厂工作，月工资最高曾有1000元，但后来，收入在慢慢下降。“费老先生来我家，经常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正是受他的启发，吴菊仙决定自己办家庭作坊，生产羊毛衫。

　　王建明出示的一份材料表明，1995年，开弦弓村村办工业负债累累，陷于资不抵债的困境。同时，受邻近横扇镇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开弦弓村村民在下半年陆续购进羊毛衫横机250余台，个体私营工业加大发展步伐。

　　1998年1月，在缫丝厂基础上创办的金峰集团改为股份制企业，并改名为庙港缫丝有限公司。在这次改制中，集体控股51％，私人占股49％。同年，开弦弓村村办企业经审计，负债900多万元。该村决定实行体制改革，部分厂房设备交由个人承包经营。

　　村委会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目前，开弦弓村的经济成分中，全部是民营企业和家庭作坊类企业，而以前辉煌一时的村级集体企业已全部改制。如今，有市场意识的吴菊仙开始做起了羊毛衫，从采购商那里要来定单，发给其他的家庭工厂生产，收取佣金。江村经济也迎来新的机遇。

　　此间，费孝通曾多次访问江村。他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说：“我更高兴的是60年前所记下的我姐姐费达生所开创的‘工业下乡’的实验，现在已经开花结果，并在祖国的工业现代化的事业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华东新闻》 (2005年05月18日第九版)

小清河流淌过开弦弓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