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林业部部长董智勇:大兴安岭火烧五天未知情(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18日11:52 金羊网-新快报

　　时间：2005年4月11日

　　地点：北京和平东街12号

　　复活新闻

　　电视台播的灭火镜头多是拍扑救余火，真正的大火人都靠不近火烧过来了战士们还不肯走，说是团长没下命令不能撤，要坚守阵地宣传盲目的英雄主义，反劫机，见了大火就上，不讲科学很害人大兴安岭的公路根本就不是路，1公里竟有28个坑，车根本过不去环保总局局长说，那边撤你的职，我给你平反

　　作为一名记者，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新华社做记者，那是一个银龙飞舞、闻鸡起舞、天摇地动、翻江倒海的时代，每天都有大事件、大新闻、大名词撞入视野，敲击耳鼓。时间一久，视觉疲劳、听觉麻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但1987年发生在大兴安岭的那场大火，给我的冲击至今非但没有减退，反而越来越清晰。当时坐在直升机上鸟瞰被烧过的森林林带，松林是黑的，草是黑的，小河是黑的，路是黑的，裸露在地表的明棺和墓碑是黑的，那些低矮的小砖房也是黑的。在那一刻，我相信“人定胜天”不过是一句戏语，一句诳语。

　　图：一名妇女站在破碎的家园前黯然神伤。在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中，龙卷风将火舌从地面卷上树梢，形成百米高的火势。漠河县城所在的西林吉镇顷刻间被大火吞没，几乎全被烧毁。摄影/岳杰

　　事隔18年，我见到了当年的火灾现场副总指挥，在大火灭后就被撤职的原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董智勇早已退休，但身闲心不闲，依然奔走呐喊在林业系统。那是一团和林业终身相伴的情怀，一条起伏跌宕的命运轨迹。

　　火烧了5天犹未知情

　　田炳信：董老，18年不见了，还记得1987年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吗？

　　董智勇：怎么能忘呢！那是我一生最难忘记的一件大事。

　　田炳信：那次大火，我是新华社任大兴安岭满归报道组组长。在林区，我们一路看到许多灾民往外跑，有马车、卡车，还有自行车，那种逃难的景象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请问大火着起的时候你在哪？

　　董智勇：说来话长。1986年10月林业部里分工，防火、教育都归我管，也就是说我1986年10月接手，半年多后的1987年5月，大兴安岭就起了火。当时我正在安徽和江西。

　　田炳信：在安徽干什么？

　　董智勇：这之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批示说南方森林砍伐比较严重，要我去看看。我去后发现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又到江西看了几个地方。在江西抚州的一天晚上看电视，才知道大兴安岭起了大火，那时已是5月11日。那火是5月6日起的，5月7日上报，我就问组里的同事，部里来电话了没？都说没有啊！

　　田炳信：你是林业部副部长，又分管全国林业防火，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董智勇：就是啊。我马上坐车到南昌找到江西省林业厅厅长李明志，问你们厅到底有没接到部里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通报？他也说没有。

　　田炳信：这么大的事，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

　　董智勇：我马上打电话给林业部防火办问到底现在火情怎样？为什么不通知我？他们说知道你在下面检查工作，但不知道你在哪个县。我说扯淡，怎么可能找不到我，打个电话到省里一问就知道了。我马上要赶回北京，但当时南昌飞北京的飞机已满员，我说满员也得给我调一下。后来就以江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动员旅客退票。我是5月11日下午4点回到北京的，把行李一扔就回部里问留守的一位负责人：“为什么不告诉我？”“通知了，找不到你。”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后来我听他们汇报火灾情况，一直到晚上10点，第二天早上就飞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坐直升机到灾区去。到现场后，我要求给我派辆车去火场，都不肯；打长途电话也不行，信息都给当地省委控制着。他们开会我也没资格去听。

　　田炳信：你可是林业部副部长啊。

　　董智勇：我就向田纪云报告，他马上任命我为大兴安岭火灾现场副总指挥，我才有资格参加各种会议。我当时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指挥过灭火吗？当年小兴安岭一个林区起火，我指挥过扑救，有经验，你们见过吗？你们知道冒黄烟是什么意思？冒黑烟是什么意思？冒白烟又是什么意思？”

　　田炳信：你考他们？

　　董智勇：我跟那位省委书记说，你是总指挥啊！冒黑烟，意味着火烧得还旺；冒黄烟，是火快灭了但还有明火；冒白烟，就是基本上灭了。你们派部队战士去灭火，却不懂灭火常识，伤了人怎么办？当时起火后，林业部的徐有芳副部长第一个去了现场，后来我们住一个房间，我问他，大兴安岭救火应以我们林业部为主，以林业、消防为主，怎么部队就上来了？

　　老徐说那怎么办啊？我说这儿火点太多，能不能请部里转个信，向田纪云同志汇报一下。但后来接到的命令还是坚守阵地。当时火场副总指挥有七八个人，徐有芳就对我说，我们干脆到西线满归，成立一个分指挥部。

　　田炳信：当时分东线、西线灭火，西线是内蒙古的满归，是分指挥部；东线是加格达奇，是总指挥部。

　　董智勇：上头也同意，我就到西线去了。

　　田炳信：记得你到满归不久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商量打不打防火带的事，当时感觉你们挺为难。你在指挥部那个简陋的小棚子里转来转去。

　　董智勇：当时上面要求打防火隔离带。我一听就说开玩笑，劳民伤财！

　　田炳信：当时根本没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在大森林里砍伐出4道长约200公里的隔离带。我估计你们当时是不敢抗上，也不敢说不，当天还是通过我们新华社系统的内参将这个情况反映上去，第二天中午北京就有批示下来说，可以缓打。

　　董智勇：当时你写的那几条理由还不错，一是大火烧了一把，这是天灾；二是人为地再砍伐一顿，这是人祸；人力、物力都不够，在大森林里开出一个隔离带，一旦再起火，那隔离带不就成了通风口了吗？

　　田炳信：记者写内参倒是没什么顾虑的。

　　董智勇：做对了。那隔离带别说当时打不了，到今天也打不了。后来经过20天奋战，加上天公作美下了场雨，火终于扑灭了。过后我们私下探讨这场火，当时的策略是“打西保东”，其实应该是哪里起火打哪里，怎么能舍人家的西来保你的东呢，这是不对的。

　　田炳信：大兴安岭要按地理位置来算，大部分面积在内蒙古境内，结果“大头”起了个小名叫牙克石，黑龙江的“小头”反而起了个大名叫大兴安岭。这是怎么回事？

　　董智勇：现在的牙克石是内蒙古的。1964年时薄一波搞大兴安岭会战，为了支援东北建设，加格达齐成了飞地，为黑龙江建设作贡献。相应地，黑龙江向内蒙古交一定数额的费用，就这样一直传下来的。

　　连撤两个部长与“拥护撤职”

　　田炳信：你是何时回到北京的？

　　董智勇：大火是5月25日扑灭的，然后总结经验教训，向国务院汇报。紧接着6月份撤了两个部长，我是6月23日被撤的，之前半个月撤了杨钟部长。

　　田炳信：撤你之前有个插曲不知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有个德国小青年开一架小飞机降在莫斯科红场。为这事，苏联撤了莫斯科卫戍区司令，这事被中国媒体炒作起来，又联系到大兴安岭起火，提出谁该负这个责？

　　董智勇：当时一位领导说我：“这个董智勇，不好好救火，在那发牢骚，讲怪话！”原来是一封匿名信把我告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给告上去，他们也不肯给那信我看。这下我就开始发牢骚了，难道前方扑火的有罪，后方告状的反而有功？！我就知道是打算撤我了。

　　过了不久，到了6月21日下午，林涛找我谈话说：“这次火灾非常严重，烧了130多平方公里，伤亡不少，国务院决定要撤你职。”我说凭什么啊？就凭那场火？我不表态。

　　林涛说：“你不表态不好交待啊。”

　　“那好，我就表个态。”我突然想起了林彪那几个“非常”，我说：“这个决定非常伟大，非常英明，非常及时。”

　　他说：“这三个非常很好。”然后就打电话向上面汇报说，董智勇表态非常好，拥护撤他职。我在一旁大声喊：“我不拥护！”他瞪了我一眼：“少说两句！”就挂了电话。

　　田炳信：有意思。那次火灾到底损失多大？

　　董智勇：当时公开披露的材料说，这场森林大火是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人员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据统计，直接损失为：过火面积101万公顷，其中有林面积70万公顷；烧毁贮木场存材85万立方米；各种设备2488台，其中汽车、拖拉机等大型设备617台；桥涵67座，总长1340米；铁路专用线9.2公里；通讯线路483公里；输变电线路284公里；粮食325万公斤；房屋61.4万平方米，其中民房40万平方米。受灾群众10807户，56092人。死亡193人，受伤226人。森林资源的损失以及扑火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停工停产的影响，还没有计算出来。

　　田炳信：当时这事举国关注。我记得在去满归采访的路上还有人调侃说，都怪那个混血儿歌手费翔唱什么“归（鬼）来吧，归（鬼）来哟”，又吼什么“冬天里的一把火”。

　　董智勇：后来大兴安岭开庆功会邀请我去，我说估计去不成了。没几天各大媒体就都登了：董智勇同志犯有严重的组织错误，重大的失职行为，撤职。当时我差3个月就60岁了。

　　田炳信：当时干部退休是60岁还是65岁？

　　董智勇：正部长65岁，副部长60岁。上面说，你在家休息一段再说。于是我和老伴两人天天上街散步，逛了5个多月，中组部又让我出来工作，因为我是林业专家，让我继续担任林业部科技委员会主任一职，我就又上班了。1989年，组织又让我担任林业协会的理事长，又干了几年。1993年，水利部成立中国治沙学会，我一直干到前年，总共干了10年。

　　田炳信：大火时杨钟部长在国外吗？

　　董智勇：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在北京住院，住院是经过请假的。当时国际林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硬要他代表林业部去讲话，他就去了，结束后又住进医院。

　　田炳信：这是大火前的事？

　　董智勇：对。结果就有人把这事反映给国务院说，杨钟起火了还住在医院里不去扑火，开国际会议他倒出来了，证明他身体没病嘛。

　　近200人多是被烤死的

　　田炳信：我在大兴安岭林区呆过一段时间，对火灾有点概念，就是小火靠水，大火靠天。对消防也有个概念，就像一般的大楼烧着了，小水一浇等于浇油，火烧得更旺。等消防车到了，也烧得差不多了，扑点余火。当火势正旺的时候，80%的消防扑救是不起作用的。另外，电视台播出来的灭火镜头大多拍的是扑余火，那真正的大火冲天，人是靠不近的。

　　董智勇：我考证过，火场中心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推进，里面最高温度有上千度，当年死的人基本上是烫死窒息死的，火并没有烧到身上。当时有一个团在现场扑火，火烧过来了，小战士们还站在那不走，我对他们喊道：“快走，火烧过来了！”小战士说：“不行，团长没下命令不能撤，要坚守阵地！”我说守什么阵地啊，这又不是枪炮，是火，能拼吗？快撤！他们不肯。我看见加格达奇的丁县长带着手枪，就说你们不撤我毙了你们！他们还是不肯走：“那不行，你找团长。”我只好赶快把团长找来：“你再不把人撤下去，我枪毙你。”团长一声“撤！”人刚撤走，火就过来了，火苗有100多米高。要是走慢点，全都完了。他们不是专业消防队伍，出事的都是这些人。

　　田炳信：我们的新闻报道受“左”的影响很深，总是宣传人如何不怕死，这是一种误导。1990年白云机场发生“10·2”空难，撞了几架飞机，罗干到广州坐镇指挥。空难死了两百多人，都是给油烧死的，尸体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糊糊的。大兴安岭火场那近200具尸体也大多是红色的，是被烤死的，像烤乳猪、烧鹅，看了很不舒服。以往的新闻报道总是宣传盲目的英雄主义，什么反劫机呀，见了大火就上啊，不讲科学，不讲实际，再不改，很害人。

　　董智勇：没办法，当年从领导到群众大多都是这么一种思维习惯和办事习惯。

　　美国林务局长的困惑

　　田炳信：撤职后你主要干什么？

　　董智勇：都是些虚职，大多和老本行有关，像林业、治沙和环保。

　　田炳信：听说你后来还带队去美国考察过？

　　董智勇：1989年5月29日我到美国去考察林业科技。抵美头天，美国林务局的局长来请我吃饭，他说：“董先生，我有个问题，两年了都没找到答案。你们大兴安岭火灾罢了你的官，我们加州的火灾也不比你们小，但没有罢我的官啊，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不好讲，中国特色。你知道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他说：“这就是你们的中国特色啊？我们这里是谁肇事处理谁。比如猎人打猎引起山火，就处理他，跟我没关系。他们撤你是不人道的。”

　　田炳信：他说的是对的。

　　董智勇：他后来说，作为美国林务局的官员，我给你补贴些差旅费。我说那好啊，多少啊？“你和你的随行人员，每人每天150美金”。

　　田炳信：什么意思？

　　董智勇：特殊的含意。他说，你过去当部长时，我们见面的时间最多就15分钟，寒暄几句说些官话，然后给你一大堆资料。这次你已没有官职，是真正的林业专家身份，我们要给你最高的待遇。说完还带我去检阅。

　　田炳信：检阅美国兵啊？

　　董智勇：检阅当地的美国警察。在市政府门口，升起两国国旗。我们也不客气，就检阅了一下，然后很不客气地花起美国同行给的差旅补贴。

　　田炳信：你被撤职算不算开国内先河？

　　董智勇：建国以后，一次撤两个部长的事还真没发生过。

　　田炳信：“渤海2号”事件撤过石油部的康世恩部长。

　　董智勇：开发大庆油田他是有功的。我下来后，收到各地寄来的几百封信，来话问候、到家里看望的也很多，一天十几批，国内外都有。

　　田炳信：都是些什么人？

　　董智勇：有我接触过的部长、厅长，也有普通工人，还有好多专家学者、外国驻华大使等，都对我为中国林业作出的贡献给予肯定和表扬。那年9月，有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本该我去的，后来另派人去，领回来一个奖状，是表扬我为自然保护作出贡献的。奖状带回来后，去的那个负责人因不懂英语，就把奖状挂他办公室了，后来有人看到了，就跟他说：“这个奖状不是给你个人的，起码应该挂在会议室嘛。”

　　田炳信：没有点穿？

　　董智勇：给面子嘛。奖状我没看到，但人家在给我的信里讲得很清楚：董先生，祝贺你60岁生日，感谢你在林业保护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还希望你再次到我们学校来考察……

　　放火烧枯是科学做法

　　田炳信：大兴安岭那场火有人为因素，但毕竟当时是春末，有时候让火烧一下，来年开春有了雨水，这些灰就是很好的肥料。大自然自有其规律，“一岁一枯荣”嘛。

　　董智勇：森林的火有自然火和人为纵火，自然火有地下火和地上火。地底下温度高了，就会从根部烧起来，这是地下火。森林的养护国内外都有些合理的做法，就是收集枯枝败叶进行焚烧，有计划地烧树，但得选择没风、傍晚的时候烧。大兴安岭属高寒地带，下面有永冻层，挖到1.5米深土壤就非常薄，有了火可以增加土质层，增加地温，落地的种子只要加点雨就能发芽。种子借助风力可以飘到250公里以外的地方。按这么算，1公顷的土地，留下几棵母树就够了。这是科学，不是怪话。

　　田炳信：过去我们的工作方式还是简单、粗糙。像对森林的砍伐，我们这几年才重视，晚了。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早不见了。

　　董智勇：人们应该重新评价人力在改造自然中的作用，重新评价森林的自我恢复能力。要采用多种形式和办法恢复森林，避免单一化的覆辙。

　　田炳信：过去是什么做法？

　　董智勇：长期以来，我们在营林上的单一化被形象地称为只栽两棵树：北方的杨树和南方的松树，已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一定要学会尊重自然，尽可能地扩大天然林的保护范围，对一切可能采用封育措施的残次林，应减少人工的输入，保护好乡土树种，使之恢复成林。

　　田炳信：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在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董智勇：狄更斯对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的状况曾作过坦率和真诚的表述：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们面前什么也没有，我们面前什么都有。当下我国工业化初期的情形和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的情形何其相似。

　　田炳信：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有点环保意识。

　　董智勇：这个认识过程是极其漫长的。人类从离开森林，刀耕火种，毁林开荒，视森林为采伐对象；到退耕还林，保护天然林，视森林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精神家园，这无疑是对工业化弊端反思的积极成果，但不能说我们对森林和林业的认识已经完结。现在中央对林业比过去重视多了，一年投入420多个亿。我当部长那时一年才96个亿。

　　田炳信：当年我们对林业更多的倾向是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大量需求。

　　董智勇：当时铁道部、煤炭部、水电部一年各有300多个亿的基建投资！

　　田炳信：看一个部门、一个行业重要不重要，看国家往里投了多少钱就清楚了。

　　董智勇：大兴安岭大火前我去过林区，那儿的公路根本就不是路，1公里竟有28个坑，车开不过去，只能租民航的飞机。我在一个有很多部委领导参加的会上跟田纪云说：“我们很简单，一个字：钱！”

　　“要多少？”“大概20个亿。”田纪云说：“今天不谈钱行不行？谈政策。”

　　我说：“也可以，东北的木材按国家计划价才几十块钱1吨，连成本都不够，要不政策规定一下，东北的木材全部涨价5倍。”田纪云一听就说：“你这太高了，不谈政策了。”

　　我一听就傻了：“谈钱你不谈，谈政策你也不谈，那谈什么啊？林业部是你分管的啊！”

　　田炳信：那是3月份的事，5月份大兴安岭起火，6月份你就被撤了。

　　董智勇：大兴安岭的火灾总结材料出来后我看过，里面还有表扬我的内容，但后来给划掉了，我就知道没戏了。后来再开了个会，各部委都表示要支持林业部。我被撤后，国家环保局把我聘为顾问，一干就是5年。每年开全国的环保会，我都出现在主席台上，真有意思。前几年，环保总局局长跟我说：“董老兄，你知道我为什么请你当顾问吗？”我说不知道啊，他说：“那边撤你职了，我给你平反！”

　　1987年6月，当那个德国小青年驾一架小飞机悄然降落莫斯科红场，着实让苏联人大吃了一惊，最终导致莫斯科卫戍区司令被撤职，其潜台词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怎么办？！杀鸡给猴看，是管理学中成本最低、最直接、最见效的一种方法。

　　极富想像力的中国人是否在此事中受到了启发，不得而知。那一年，撤职的撤职，调离的调离。天灾不能找上帝算账，人祸总要有人承担。

　　来自机制的运行是一种必然，来自情绪的一种奖惩多少有些偶然。来自机制的后果是一种成熟的果实，软也好，硬也好；甜也好，苦也好。来自情绪的后果，多少有点撞大运、走背运的味道，甜能甜掉大下巴，苦能苦出一串泪；软能塞住嗓子眼，硬能崩掉一排牙。好在，人在成熟，制度也在成熟。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