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春季，一个周一的上午，我穿着橙色的灯芯绒裙子和新买的配有硕大垫肩的黑色夹克衫，第一次到《金融时报》上班。
当时，《金融时报》占据着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Cathedral)附近一座著名的古老建筑。在上班的第一天，我被人领到一间嘈杂、拥挤并且脏兮兮的房间里，坐在一架很大的打字机面前，将附有4张不同颜色复写纸的小纸片送进打字机中。人们一边重重地敲打键盘，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如果我想了解一些事情，会站起来问他们，或从图书馆借来厚厚一摞的剪报文档。
午饭时，地下室餐厅会供应肉馅马铃薯饼和葡萄干布丁，还有一间酒吧卖成品脱的啤酒。每天下午过了一半时，会有一个老妇人推着手推车出现在新闻采编室，大声叫卖：“蛋糕!”《金融时报》最受尊敬的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雷顿爵士会出现在队伍前列，用现钱买上一个糖果圆面包。
那时，报纸是用巨大的铸排印刷机印刷出来的。那时，《金融时报》堪称工会堡垒，漫布着强烈的“我们和他们”意识。报社里有管理人员、新闻记者和印刷工人，彼此仇恨，或至少是不信任。印刷工肯定恨记者，尤其是女记者、年轻记者和打扮时髦的记者。当时我25岁，拥有青春的外表，操标准英语口音。我很怕到楼下请求印刷工修改自己报道中的错误，他们总会怪声怪调地模仿我的口音，最后不情愿地答应我的请求(或者说“乞求”)。
自那时起到现在的漫长时间里，已发生了两场PC革命。一场革命是个人电脑(personalcomputers)，另一场革命是“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公然的性别歧视得到遏制，这是件好事。还出现了有关“多元化”的种种词藻。现在，高层管理者整天整天地从办公室消失，因为他们要参加“多元化”培训课程
更为根本的变化，发生在报纸作为一种媒体的定位上。人们可以在网上立刻找到所需的任何信息，而报纸在事件发生一整天后才出版，这种出版理念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如今，我在一幢没有特色的建筑物中工作。这座建筑物很像一家经营日趋不善的银行。我们在一个干净的环境中工作，安静，禁止吸烟，禁止饮酒。自动售货机取代了那位卖糕点的女士(令人感伤)。牛奶咖啡取代了鲜橙茶(这不那么令人感伤)。印刷工和印刷机已经不见了；工会也差不多解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