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未来创造新文物

　　本报记者　施芳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句留是此湖”。沐浴着春光，西湖向游人呈现着妩媚动人的面容。打动我们的不仅有广为人知的西湖十景，还有灵隐铜殿、钱王祠铜献殿、雷峰新塔等新景观。一位年过六旬的铜雕艺术大师不仅用双手锻造出如此精美的作品，他所倡导的新文物运动也影响并改变着杭州，冲击着中国城市化的走向。

　　造城运动割裂文脉

　　“千城一面”留下平庸

　　一场声势浩大的造城浪潮正席卷南北，长三角地区更是引人注目。“长三角：热演造城运动”、“杭州耗资2278亿的新造城运动”……这样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大约是30％，到2020年要达到55％。造城运动带来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应该造什么样的新城市？

　　2001年，德国建筑学会会长汉派尔先生来中国访问。谈到对城市的观感，他意味深长地说：“当我驾车从北京行驶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可能是在迈阿密、新加坡或者在法兰克福，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一样，没有各自的特殊个性，只有从写的字上才能看出是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把这种毫无特色、风格可言，以流水线方式克隆的城市建筑格局称为“千城一面”、“千楼一面”。建筑大师吴良镛提出：改革开放后，现代建筑形形色色的流派铺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光怪陆离……这些未经消化的舶来品和种种形式主义破坏了城市原来的文脉肌理。专家们对像做八股文一样的中心商务区、广场、步行街、环线等“千城一面”的建筑风格，甚至提到文化腐败的高度来看待。

　　面对如火如荼的造城风暴，面对巨大经济利益诱惑带来的平庸，一位长相儒雅、说话斯文的杭州人坐不住了。2003年，在杭州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他提交了一份议案，题为《倡导新文物运动，破解千城一面的难题》。身为老字号“朱府铜艺”的第四代传人，朱炳仁希图在变幻的城市风景中高擎起文化之旗。

　　创造“新文物”保护“准文物”

　　为现代历史存照

　　何为新文物？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新文物是现代历史的见证，是记录现代社会发展足迹的实物见证。新文物运动则是倡导现代人有意识地在经济、科学、文化、艺术上，进行超越历史的创造性劳动，其中包括了有意识地创造“新文物”和保护“准文物”两大部分。

　　在实践中，新文物运动呼吁对于那些每年上万亿资金的建设项目，在为当代服务的同时，要尽可能少留垃圾、少留包袱，少些平庸之作，多些经典创造，为后人留下凝聚当代人智慧的文化遗产。

　　朱炳仁将这样的理念落实到行动中，灵隐铜殿、桂林铜塔、杭州雷峰塔及钱王祠铜献殿等铜建筑均出自其手。更有数量众多的铜画、铜书、铜牌、铜联等铜饰品点缀着杭州的角角落落。他的创作，已经在杭州形成独特的风景旅游线，雷峰塔年参观人数已达300万，其中不少人是冲着精美的铜艺术而来。2002年11月1日，在雷峰塔倒塌78年之后，经朱炳仁之手，一座披着彩衣的雷峰新塔落户在西子湖畔的夕照山上。

　　融入当今时代的最新创造

　　城市化进程中打造民族“重器”

　　“重器”一词见于《史记》：“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九鼎自秦末失传已久，但以鼎为代表的“重器文化”，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城市的标志和灵魂。

　　一个城市必须有自己的“重器”，犹如天坛之于北京，雷峰塔之于杭州。那么，新时期的重器如何涌现？它们应当如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并且可以传之后人？譬如奥运会的建筑是否可以作为“重器”流传下来，世博会的场馆是否也能成为“重器”？

　　我们独特的工艺美术，又该如何在对民族“重器”的期待中得以复兴？相对于书法、绘画等姐妹艺术，工艺美术一直被不少人当作雕虫小技。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书法、绘画巨匠辈出，而工艺美术的匠师鲜有青史留名，行至现代更是日渐衰微。但城市化的浪潮带来了对于大型工艺品的需求，倘能在新文物运动的大旗之下，将这些处境艰难的民族工艺，融入当今时代的最新创造，进入城市的大雅之堂，那将不仅为民族文化酿造新鲜生机，也为城市带来文化活力。

　　在一片轰隆隆的造城声中，新文物运动从西子湖畔发端，催生我们关于文化传承的思考。

　　《人民日报》 (2005年05月19日 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