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哪里？（今日新语）

　　周同

　　当我们说到五千年文明，我们会带孩子们去博物馆，指着那些玻璃柜中的丰富陈列，评析商周唐宋，让他们由此感受前人的智慧。

　　或者，也会带着他们踏访故宫、长城等等一些如雷贯耳的文化坐标，让他们就近触摸文化的灿烂和沧桑，感受身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但，我们的后人凭借什么记住我们？或者说，我们会给未来留下怎样的文化印记？

　　这是朱炳仁和他的新文物运动所要接近的一个主题：当代人的文化责任。

　　在一些人眼里，朱炳仁很有些“杞人忧天”。在风起云涌的造城运动中，关于“千城一面”的质疑由来已久，但由此虑及我们的后人，忧心我们在后人眼里的“文化形象”，以至提出不仅不要垃圾，还要为后代创造“新文物”的，却可谓独树一帜。

　　就有人如此质疑：社会发展潮浪更迭，潮水退却之后，自然会在历史的沙滩上刻下某种印记。凭什么去担忧后人记不住我们？

　　当然能够记住。当经济的进步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发展的痕迹也已深刻地镌刻在我们的国土之上。但正如朱炳仁所忧心的，我们不希望时间的潮水退尽，后人看到的是那些速生速朽的垃圾，我们不希望面对那些乏善可陈的物质创造时，历史鄙薄失望的眼神。

　　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精力和财力投向了文物保护，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但，一个活跃的文明绝不仅是固守祖先的城池，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应当是一条源源流淌的河流，它应当点滴汇聚着每一个时代人们的创造，并在每代人的“传世之作”中蜿蜒向前。

　　朱炳仁是对的。那些安置在城市里的今人杰作不仅承续着历史和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标明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艺术水准、我们这个时代的创造能力，它们是物化的“国力”、“民智”，是可以让中华文明骄傲、可堪为当今之世注脚、足以为我们的后人珍视的。

　　在目前的中国，像杭州这样的做法，像朱炳仁这样的作为，是触目的，也是孤独的。它们以自己的方式提醒着我们：不仅要守护民族文化的遗脉，比如保护文物，保护我们祖先留存的文明创造，更重要的是，还要让它在我们的血液中流动起来，在我们的手中延续下去。

　　有现实意义的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储备，已经抵达一个很好的临界点。要保护，更要创造，这就是新文物运动的意义。

　　握着文化接力棒，我们需要这样思考：“我们”在哪里？

　　《人民日报》 (2005年05月19日 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