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自5月18日起到9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将敞开大门，接待信访群众，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中国青年报》5月18日）。
公安部这一重大举措，其将产生的积极的社会效果不容小视。不过笔者又觉得这样的“高规格”行政目标本身，从科学、依法行政的角度讲，其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有值得掂量、推敲之处。
现代行政组织理论认为，一个行政体系要保证行政工作的理性和高效，“组织成员之间明确、规范的劳动分工”，“各种职务和职位的科学划分，权力秩序的界限分明”都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些原则，如果动辄需要“集中整治”、过于依赖“领导亲自”等“非常”方式，在体现“重视”和“决心”的同时，是否也恰恰暴露了行政组织在建立井然有序、各司其职的常态、长效机制上出现了欠缺？
我们对这次公安部门一把手坐镇的“集中信访”绩效抱乐观的预期，但如何使这种绩效维持下去，仍是不能不关心的问题：“集中”“领导亲自”之后该怎么办？由着问题积累，直到下一次不可预期的“集中整治”卷土重来？显然，要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就必须直面行政效能背后深层的体制积弊。
为什么公安部门面临的群众信访多，公众的不满会汇集于此？警察的个人素质、作风，公安机关本身存在的体制弊端，恐怕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笔者看来，这种弊端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权力构成上看，公安部门一方面权力巨大、涉及面广，司法性质权力和行政性质权力集于一身；另一方面，对这种复合权力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又十分匮乏。
其二，沿袭以管理而不是服务为中心的行政套路，目前警察体制存在过于衙门化的弊端。从整体看，我国警力仍然不足、警务负担重，而具体在警察机关内部，却又不乏人浮于事的局面；另一方面，基层民警工作压力沉重、疲于奔命。如此，群众享受不到高效到位的公安服务，问题矛盾积累，信访事件岂能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