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情何处寄　晚来花底藏

　　尊重生命、记录生命，本报人物版《告别》专栏欢迎读者提供新近去世的亲人、朋友的姓名资料，本报记者将予以采访并以平实的文字表达对逝者的怀念与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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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过港英政府黑名单，他为港报写社论速度极快，他负责广州市总工会的筹建谁知两年后被打入“另册”，三十年一晃而过，他在花甲之年迎来平反

　　“那一年，他17，我13……”对余渭泉老人的追忆，从妻子李君怡混浊而深邃的眼睛开始。这双眼睛似乎刹那间就穿越了70年的时光，又看到了那个爱唱歌的“少年先生”。

　　定情

　　爱唱歌的“少年先生”

　　余渭泉李君怡夫妇都是广东云浮人。李君怡的父亲在当地创办了都骑小学，余渭泉曾经是李父的爱徒。小学毕业后，余又到广州先后读中学和日本中医学校。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余不愿再在日本人手下读书，遂回云浮。17岁的他成为母校都骑小学的一名教师。小余渭泉4岁的李君怡则成为他的第一个学生。

　　李君怡当年对这名少年先生的印象是：有朝气，很热情，经常在课堂上进行抗日宣传，还带领学生到郊外唱歌。两人从此相识，并相守一生。

　　1938年，两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余渭泉曾先后担任中共云浮工委书记、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云浮独立支队队长。都骑小学一度成为当地抗日活动的中心。利用妻子为教师、丈夫是督学的身份，两人掩护和转移了很多抗日同志。多年后，当年曾共事的仲恺农学院的一位老领导这样说：“没有余渭泉的掩护，不知要死多少同志。”

　　斗争

　　叼烟斗的工联书记

　　抗战结束后，余渭泉夫妇辗转粤西，继续革命。1946年初，又被组织上派到香港。余渭泉曾担任中共香港市委工运委员、港九工联党组书记兼劳工教育促进会秘书长。

　　广州市妇联前副主席谭英当时也被派到香港。当时身份是一家火柴厂普通员工的她，第一次见到余渭泉显然有点不适应：“他穿着整齐的西装，叼着烟斗，很有气质，但就是不像工人。”谭英说，这位爱讲笑话的领导，在为争取工人权益组织的每次罢工中，都给了她很多具体指导。

　　曾任广州市总工会副秘书长的刘集栩老人说，除了组织工人运动外，余渭泉那时还给香港的《华商报》写社论，速度极快，一气呵成。写作时编辑就在旁边等着，写完一页纸立即拿去排版，故有“余渭泉写社论，一边写一边排”之说。

　　而在李君怡的记忆里，那段香港岁月伴随着艰苦和危险。两人租住在一间五平方米的小房里，吃住都在床上。经常饥一顿饱一顿。丈夫那件给人印象深刻的西装是公用的，在几位同志之间轮穿。每到要出门参加活动了，余渭泉都会找到同事，笑嘻嘻地说：“该轮到我了。”

　　没多久，余渭泉就上了港英政府的黑名单，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要通缉并驱逐出境。他不得不躲藏起来，直到广州解放前夕，受组织之命回到大陆。据李君怡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英签订《联合声明》后，余渭泉再次赴港，他的名字还没有从港英政府的黑名单上去除。

　　蒙冤

　　被打入另册的工会副主席

　　1949年，余渭泉返回大陆，负责广州市总工会的筹建工作，接着担任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时任余渭泉秘书的何集庆回忆说，当时仅32岁的余渭泉看上去沉稳老练，热情高涨，接见群众、接管工会、促进恢复生产、保证供水供电，“从早忙到晚，但每天穿着整齐，精神抖擞”。这段打基础的工作很重要，以至于后来还有工会领导说，“没有余渭泉，就没有广州总工会。”

　　但是，仅仅两年之后，余渭泉就被扣上“特嫌”的帽子，开始隔离审查。而一审查竟然就是漫长的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每有运动，他就要接受改造，职务也没有恢复。

　　广州市总工会文教办前主任包康裕曾经和余渭泉一起住过牛棚。他回忆说，在龙洞干校里，年过半百的余渭泉干的是最重的活：挑大粪，每筐180斤。可余渭泉还是每天穿戴得整整齐齐，笑呵呵地去挑大粪。包康裕说，在两人头顶头睡的三年多中，他从未听余渭泉发过半句牢骚。

　　这种平和不仅只在外人面前表现，就是在最亲密的妻子面前，余渭泉也很少抱怨。但是孩子不可避免因此受到牵连，女儿在学校入不了红小兵，回来哭诉。“老头子叹口气，但还是一句话：问心无愧！”李君怡说。

　　其实，孩子们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余渭泉的牵连。他们夫妻育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在抗战辗转中夭亡。老大和老二一直在云浮家中由亲属照看。直到1960年，老二余家骥到广州上大学，才得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大儿子至今还在云浮老家，几乎没有和父母共同生活过。

　　平反

　　充满热情的“余老顾”

　　粉碎“四人帮”后，余渭泉得到彻底平反。而此时他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总工会给他安排的职务是顾问。但是，几乎所有的单位同事都发现，“余老顾”对这个“虚职”也是充满热情。他积极参与各种活动，撰写党史和回忆录。

　　市总工会国际联络部部长梁丽容说，余渭泉经常给他们指导，尤其是在和香港方面交往时，他很有经验。而晚辈们也经常开他玩笑：“余老伯，你那个裤子(粤语谐音‘副职’字)何时能掉下来啊？”他还是笑呵呵，不生气。

　　余渭泉的房间相当简朴。除了床之外，就是满柜的书。客厅挂着一副对联：苍松虽老豪气在，青山常绿赤心间。对联是余老自己创作，十年前让老友刘集栩书写的。

　　余渭泉的晚年爱好除了读书外，就是养花。窗台上摆放着各种花草。而且，他养花有个特点：每株花下都贴上手书的诗词。其中，一盆米兰下面的两行毛笔字写得平和中正，仔细看处，却是：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本报记者　王海军　通讯员　罗瑞雄　实习生　龚萍

　　人物速写

　　余渭泉：自是花中第一流

　　妻子、当年的学生：有朝气，很热情，经常在课堂上进行抗日宣传，还常常带领学生到郊外唱歌。

　　仲恺农学院的一位老领导：没有余渭泉的掩护，那时不知要死多少(抗日)同志。

　　广州市妇联前副主席谭英：他穿着整齐的西装，叼着烟斗，很有气质，但就是不像工人。

　　广州市总工会前副秘书长刘集栩：余渭泉给香港的《华商报》写社论，编辑就在旁边等着，写完一页纸立即拿去排版，故有“余渭泉写社论，一边写一边排”之说。

　　广州市总工会文教办前主任包康裕：在龙洞干校里，年过半百的余渭泉干的是最重的活：挑大粪，每筐180斤。余渭泉每天穿戴得整整齐齐，笑呵呵地去挑大粪。三年多，从未听他发过半句牢骚。

　　余渭泉的客厅挂着一副对联：苍松虽老豪气在，青山常绿赤心间。窗台上一盆米兰下面是主人两行毛笔字：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余渭泉

　　曾用名余宝鸿，1917年出生于广东云浮，1938年入党。

　　解放前曾任中共云浮工委书记、广东(抗先)云浮独立支队队长、中共香港市委工运委员、港九工联党组书记兼劳工教育促进会秘书长。解放后曾任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

　　2005年5月15日去世，享年88岁。遗体告别仪式将于明天下午3点30分在广州殡仪馆银河园青松厅举行。

　　图：

　　余渭泉生前照片。本报记者　李向新实习生　柴春霞　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