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德胜：中国教育出版转型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要感谢组委会对我的邀请，使我有机会现场聆听邬书林副署长对中国出版业改革与发展路向的高屋建瓴的论述，分享资深出版人陈昕先生和杨仁烽先生对于出版的理解。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教育出版转型的机遇与挑战”，这是组委会定的题目，命题作文，难度很大，可能讲的不到位，请各位指正。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判断中国当前教育出版业的发展状况，第二个是对中国教育出版业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对中国当前教育出版业的判断

　　我记得上个月《中国图书商报》有一篇介绍欧美教育出版的文章，对他们的描述用了“阳光灿烂”一词。我也曾经试图用一个比较简明扼要的词来概述中国教育出版业，为此我和我的同事进行过多次讨论，希望能够利用他们的智慧，他们也提供过一些表述，比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比如“美丽与哀愁”、比如“阳光总在风雨后”，还比如“无限风光在险峰”，等等。我个人觉得这些表述都很形象，但对于中国教育出版业的判断更需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分析框架，因此这里我想从产业分析的角度做一个判断。

　　判断一个产业发展好与坏，有四个维度。第一是产业的市场容量和它的成长性。市场的大小决定产业的规模，并且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市场的半径还决定分工的程度，而分工的程度又决定这个产业的生产效率以及这个产业是不是能够快速发展。第二是构成这个产业的要素是数量和质量，如果说这个产业的要素很丰富，质量很高，这个产业就能够取得比较好的发展。第三是这个产业运作的体制和机制，体制和机制对一个产业运作的方式与效率起着关键性作用，有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增长的35％以上是靠体制的变迁，可见产业体制和机制的重要性。第四是相关产业的发展，因为任何产业都不是一个孤岛，相应产业的发展状况会对这个产业本身有重要影响。

　　根据刚才所述的四个维度，我觉得中国教育出版业发展态势很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看它的市场容量。中国有2.18亿的中小学生，有1900万的大学生，还有正在蓬勃发展的成人教育、终身教育、教师教育等等。可见，这个市场有强大的需求主体。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比如北京市、上海市等市要延长9年义务教育为12年，同时提高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这毫无疑问也会引起教育需求的增加。第三是最近几年高等教育的扩张，虽然现在扩幅下落，但是它无疑会拉动基础教育的发展。比如2001年至2003年高中阶段教育的在校生数量就从2600多万增加到3200多万。此外，中国正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超过1000美元以后，恩格尔系数会大幅度下降，用于文化消费包括图书购买的支出会大为增加。这意味着中国教育出版业的市场容量是很大的，成长性也很好。

　　教育出版业的构成要素问题较多。产业的构成要素，在我个人看来，首先是这个产业的微观基础即企业。说实话，目前教育出版业，真正称得上是有充分竞争力、有很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微观主体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微观基础的体制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改变，对此刚才两位讲演人已经对这些状况做了深入的分析。正是因为微观基础不到位，导致它的人财物本身有很大局限，比如人才，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还比如资金，在其他领域企业负债经营是一种常态，但我发现很少有哪个出版社是举债经营的，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好好的思考。

　　说到体制和机制，自本世纪初期以来，无论是教育领域，还是出版领域，都进行了以市场竞争为取向的改革。特别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很多出版社进军基础教育教材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目前有70余家出版社承担了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教材的出版，打破了以前基本上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垄断全国基础教育教材的格局。还有就是，我们正在进行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工作，这也是很重要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举措，经过几年的试点，已给出版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对此我自己深有体会。还有，出版社本身的转制与改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表明中国出版业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正进入到了一个加速期。

　　第四是相关产业的发展状况。我主要讲两点，第一以数字为基础的高科技对出版的影响，这一点我非常同意邬书林副署长的意见。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和获取知识的方式，也改变了传统的出版形态、出版流程和出版的经营模式，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充分利用它为出版服务。比如，博客作为一种非常流行的网络形式，对图书出版就非常有价值，有些书可放在博客上供读者先睹为快，出版社可根据点击率来决定是否出版以及印刷量，这极大地提高了出版的效率。第二是国际化，很多人认为融入国际市场是很大的挑战，我不完全同意。前两天北京召开的“财富”论坛里面有两个圆桌会议，一个是体育圆桌，一个是文化圆桌，为什么国际这么看中中国的文化市场，这说明里面包括很多的机遇。还有一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是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因此出版业的开放对出版业的改革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我记得龙永图同志在反省入世谈判时说到他很后悔给汽车业的保护期太长，因为用他的话来说是“汽车业最好的保护是开放”。所以我觉得国际化对中国出版业是有挑战，但更多是机遇，能够把国际上最好的出版理念和出版资源引进到我们中国，不是好事吗？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出版业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我用一个概括性的文字来描述，那就是教育出版市场潜力巨大，并正在经历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从粗放到集约和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型。在这过程中，市场格局正在调整，竞争有些无序。这种转型对出版界来讲，有挑战的一面，也有机遇的一面，而且是机遇大于挑战。

　　二、对中国教育出版业未来发展的展望

　　很多经济学家不愿意去预测未来，因为在他们看来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而且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因此对未来进行预测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但对有些带规律性的趋势是可以说的。教育出版关乎教育，关乎出版，毫无疑问它有特殊的个性，应该遵从教育规律和出版规律，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要把个性放大，而更应该强调它与其他产业的共性，要遵循市场规律。依此我想提出三点展望供各位参考。

　　（一），中小学教材市场将进行重组，行业集中度将提高，从而形成寡头竞争的格局。

　　我们可以根据产品的特性把市场的组织形态分为四种，即独家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和自由竞争。一般认为自由竞争最有效率，独家垄断最无效率，但这要依据产品的性质来定，中小学教材具有很强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因此，中小学教材的市场应该是一种寡头垄断的格局，而不是现在的垄断竞争格局，为什么？有下面四点理由：

　　第一是中小学教材出版的规模门槛比较高。大家知道，中小学教材关乎家家户户，关系我们教育的发展，因此政府对中小学教材实行严格限价，在利润率上控制在5％以内，如果在规模上达不到一定的程度，出版中小学教材的出版社是很难持续发展的，只有通过扩大规模，薄利多销，才能生存发展。所以规模上的门槛使很多出版社将来没法进行下去。

　　第二是质量门槛。教育出版的本质在教育，出版是手段，教育是目的，因此，教育出版的主要使命是服务教育，我们是教育服务内容的提供商而不仅仅是出版商本身。这就意味着教育出版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包括研发，编写、出版、发行以及维护、培训等。很自然地，教材出版的质量就不仅仅指教材本身的质量，还包括推广、培训、配套资源等的质量。在国外，教材出版商无不有大量的网络、数字等相关产品。这些内容的质量门槛都很高。

　　第三是资金门槛。教材编写本身的投入非常大，以我们作为例子，一套小学数学和语文教材的平均编写成本大概500万元，还不包括在推广培训等方面的支出。还有是教材选用的风险，若编写出来的教材没有被选用，对出版社来讲就意味着投入无法得到回报，这种风险对一般的出版社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第四是政策门槛。中小学教材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对它的干预会很多，包括出版发行资质、教材定价、出版发行招投标等，这些都说明政策门槛高，进入困难，运行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由此可以判断，中小教材市场终归会走到寡头垄断的格局。国外的情形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我今年4月份去英国访问，拜会了英国出版商协会主席，请教他有关中小学教材的出版社情况，他告诉我们，教育出版集中在少数几家出版公司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比如，英国前5家教育出版公司占市场份额的67%，美国的基础教育图书市场由4家公司控制，份额占70%。

　　（二），教育机构将重组，会形成若干大的出版集团。刚才陈昕先生讲到出版集团的形成问题，很受启发。中国教育出版的形成不仅仅包括出版业之间的联合，还包括跟一些网络或其他资源开发商的联合，会是跨行业跨地区的集团。但这种跨行业跨地区出版集团的形成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以市场为主，政府调控为辅。

　　（三），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里我想讲讲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以我的观察，中国经济改革是沿两条主线进行的，一条是产权改革，另一条是市场改革。我记得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里讲到，“所有制改革是中心，价格体制改革是关键”。所有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后来说的产权改革，也就是以企业为中心的改革；价格改革实际上是市场环境的建设，让市场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使企业的竞争面临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

　　联系到出版业，我认为现在对出版社转制和改制谈得比较多，措施也比较多，但对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对公平竞争市场的形成谈得比较少，措施也比较少。其实，若借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出版业是应该转制改制和市场环境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否则，改革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因为现在中国教材出版的市场是严重分割的，对这种分割我们出版社是无能为力的。

　　最后我想讲一个观点，我曾注意到有文章说，中国的出版业已经告别“幸福时代”，其实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中国出版业正在进入“幸福时代”，因为幸福不仅仅指金钱和利润，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瑟·刘易斯爵士所说：“人类福祉的提高包括自由的增加和选择半径的扩大。”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努力，现在的出版业所处的生态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出版人的选择权大为增加了，因此有理由相信，只要大家继续改革创新，我们的教育出版就一定会再创辉煌，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赖先生的精采演讲，赖先生告诉我说给他出了一个难题，确实是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教材的问题牵扯到太多敏感的神经，但是说我觉得他处理得很好，不仅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厚度和广度、深度，同时还体现的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的务实。那么下面是提问，可以提一个问题。

　　提问者：对这个教材像刚才主持人讲就是说教材过去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非常诱人的蛋糕，是被某些出版社垄断的，比如很多民营的想挤进入这个领域，但在很长时间内进不了，最近在一些比较大的民营集团才有机会参与教育出版方面的出版发行工作，像您刚才讲的现在这种垄断竞争的形式应该是被寡头所取代，我感觉您说的跟我们现在目前的发展方向好象是有点相反的，好象不太赞成更多的人进来，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有偏差。请您讲一下。

　　赖德胜：我讲的教材出版市场要归于寡头垄断的格局是从教材本身的特性以及国外的经验来说的，因为教材如果过度竞争，利太薄，承担教材出版的出版社就不可能持续下去，也就不可能提供更高质量的教材及相关资源。同时，过度竞争也增加了教育系统的摩擦成本。为此，我希望教材的流通体制能够健全，一方面发挥政府调控的作用，同时发挥市场的作用，最终形成若干套主流教材，我想这是出版社、教育管理部门以及学生和教师都愿看到的格局，根本上，这符合中小学教材出版规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