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集粹：从采访女省长看好女人的潜规则

　　刚刚上任一个多月的青海省女省长宋秀岩接受采访，发人深省的是，多家媒体好像是在事前统一了采访提纲，即都在采访中询问这位新晋的、也是目前中国惟一的女省长:是如何承担家庭责任的，是如何尽妻子、母亲、女儿的职责的，是如何做家务事的……为什么女省长就必须公开声明自己担负着更多的对家庭的职责，而男省长们就无须作同样的声明？这是“男主外、女主内”封建残余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传统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对女性的压制。

　　住在路边楼上的一户人家把家里的钱像废纸般往楼下扔，那纷纷扬扬的情景在恼怒的男主人看来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女主人则急匆匆地下楼去捡。天降百元大钞考验的是人们的法治意识，笔者希望在下一次天降钞票或者其他“馅饼”的时候，作为现代公民，应该考量自己的行为，必须是在合法的基础上去占有那些天降的财物。

　　今天我们思考财富，不仅仅应该思考财富伦理（如何致富）、财富责任（致富以后怎么办），更应该重新思考更为根本的新时期“藏富于民”的大课题。只有深信“藏富于民”这个社会根本，才会宁愿把发展的步伐放慢些，让大量的“存量财富”分散于民间，也不愿意为了GDP的高速增长而让少数人剥夺社会和自然。

　　浙江宁波海曙某保健品公司出了件新鲜事，该公司日前组织员工进行了“黄山三日游”。公司给每人多发200元旅游补贴。而且在这三天中，公司将紧锁大门，不准员工出入，禁止加班。不由得对在这家公司工作的员工感到由衷地高兴，能在这样的公司里工作，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和“幸福”的事情。

　　据5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1月1日，甘肃省天水市“秦城区”正式更名为“秦州区”，“北道区”更名为“麦积区”。两区共改了三个字，直接经济费用为200万元-300万元。把发展完全寄托于名字的“增色”上，而不在更本质的方面做些实实在在的努力，无疑是自欺欺人的浮躁之举。就算短期内见了效，长期看却免不了要“露底”。

　　《财富》通过将政界领袖和商业领袖整合在一起，不但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而且给自己带来了丰厚的财富。这种增长模式对中国的企业界将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中国的传媒企业在今后运作过程中，完全可以仿效《财富》全球论坛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阿里巴巴公司CEO说，“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充满创业机会的国家，创新才有未来。”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初起步时，国内互联网企业几乎完全照搬美国模式，但后来发现水土不服。于是国内企业开始寻找新的机会和收入来源，如网站的媒体平台功能、无线短信、即时通信、网络游戏等，都是美国网络企业没有注意到的领域，但国内企业成功了。

　　八小时工作制是当前世界多数国家实行的基本工时制。从国际范围来看，逐步缩短工作时间呈发展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一些地区和用人单位却出现了相反的走向，工作时间呈增加趋势。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动辄增加工作时间似乎成了一些用人单位的重要竞争策略。因此说，八小时工作制的渐行渐远，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企业工时问题，也不是劳动者个体的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发展问题。

　　就在《财富》论坛开幕前的5月3日，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曾经向欧盟的官员算账，称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问题存在而且不容回避，本届论坛设置了“世界经济：可能出现的问题？”却很少分析到现有的世界贸易规则和交易过程中，已经存在着多少显在或潜在的不平等。或许希望在《财富》论坛这样一个精英聚会的场合讨论公平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期待。

　　一个“黑老大”未必就没有“一念之仁”，“黑老大”的善未必就是伪善。如果我们承认“黑老大”也会儿女情长，爱他的妻子儿女，拿黑钱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这种爱不是伪爱的话，那么，“黑老大”将这种爱扩展到爱他的家乡，为他的家乡“扶贫”，不也顺理成章吗？不许“恶人”有真善，不许“天良未泯”，某人一旦成为“恶人”，就要把他身上仍存的“善”割离掉，体现出一种残忍的道德专制。

　　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生产和消费只能同时同地发生，消费者无法在购买和消费前事先测度事实上还没生产出来的服务的品质，于是产生了市场失灵点。只有政府规制，才能保护消费者利益，也才使服务业真正得以蓬勃发展。

　　山西警察打死北京警察事件，其中的细节疑点却颇多。警察收入到底有多高？被害人，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巡查大队的民警，事发时驾驶一辆“墨绿色的丰田霸道”带家人到山西旅游。虽然北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比地方上要高，但是一个普通民警，一个国家公务员，如何能拥有价值几十万的进口越野车？

　　然而，“新兴医院”也像法律的“百慕大”一样，吸走了所有迎面压来的法律力量，没受到任何处理，如今像没事人一样，依然在各大电视台播放着“送子广告”。这家医院就像有关部门“决心大力整治医疗广告”承诺之上的一块丑陋的疮疤，见证着法律的无能。今天的圆明园，似乎也在延续着新兴医院“法律能奈我何”的傲慢神话，那么明显那么多昭然若揭的违法，但就是没有一条法律能让他低下那桀骜的头。

　　认为案件的审判者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能够更好地解决纠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专家有其行业利益，在认定事实、判决案件的过程中有着先入为主的倾向性。建立人民陪审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陪审员的选拔应当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很多法院在采用陪审员的时候倾向于精英化、专业化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