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城市禁乞风潮，在目下的“红五月”又集中爆发出来。先是大连市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在党政机关门前等区域内全面禁乞；5月19日《现代金报》又报道，经过近三个月的“犹豫”后，绍兴市行政执法局终于正式在包括著名景点“鲁迅故里”在内的三个区域设立“限乞区”，同时还将根据业主单位的申请，在市内的一些饭店、商业网点和部分景区逐步设立新的“限乞点”。
从“禁乞”到“限乞”，文豪辈出的绍兴，在文字表述上到底是要文雅些。但是，此处的“限乞”与彼处的“禁乞”并无实质差异，区别大概仅在“茴字的几种写法”上，而其“禁治”的本质并没有变。
“禁治天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一部封建史，就是一部“禁”史。禁，意味着皇权的至高无上，意味着臣民的命如草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年月里，“禁”只在金口一开的刹那，而根本无需费心去找任何借口。
我们现在虽走在去往和谐社会的旅途，可是“禁治天下”的遗风却多少仍有遗存。鞭炮燃放不是容易出问题吗？禁放。民间吃请送礼不是成风吗？禁搞。照着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禁乞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现在终究不是言出法随的旧社会，凡欲“禁治”者首先必须回答三个问题：该不该禁？谁有权禁？禁效如何？
乞讨该不该禁的问题，一度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我的观点是，乞讨是一个完全合法的职业，职业乞丐是市场经济中的合法成员。乞讨者对于他们的乞讨行为付出了努力——体力的和尊严的，理当获得必要的报酬。乞讨者的存在，使人们有机会花费有限的成本收获巨大的心理满足——慈善的和善良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消费。我们甚至可以将乞讨行为看作是一项“行为艺术”，那些被打动的看客自愿为之埋单。一个愿“演”一个愿“买”的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行为，政府以什么理由强行禁止呢？
谁有权禁乞的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谁无权禁乞却是非常分明的。《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律予以规范，任何其他立法主体，均无权就此进行立法。试问，地方政府有权“私自”禁乞吗？
禁乞的“禁效”，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乌托邦蓝图。地方政府禁乞的理由归结起来就一句话：维护城市形象。显然，“路无乞丐”被认为是一个良好城市形象的要件之一。可是，稍许客观一点看世界的人都知道，这只是痴迷幻想。路面上没有乞丐，并不等于城市没有乞丐。政府或许能禁住乞丐在街道出现，但是政府能禁住乞丐被社会源源不断地“造就”吗？赶走乞丐打造出来的城市形象，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城市幻象。(稿源：红网)(作者：舒圣祥)(编辑：潇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