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的个税起征点将由目前的800元上升到1200元，北京个税起征点将由1200元提高到1500元”（《北京晚报》5月20日）是一条关乎个人切身利益的新闻，期盼已久的个税改革方案终于将出台了，然而却让人高兴不起来，在目前房价高企的情况下，老百姓少交点税可谓无关痛痒，征收所得税的目的本来就是调剂贫富差距，而不是刮广大群众的“油”。有网友建议“一个地区的个税起征点应该以该地区的平均房价（每平方米价格）为基准”，看似荒诞不经，却反映了老百姓对于自身经济状况不乐观的焦灼心理。
两种“认罪态度”的对比
圆明园终于表态将收回被出租的湖心岛，然而又有人爆料称圆明园内建豪华别墅对外营业，记者核实未果（《北京青年报》5月20日）。按下葫芦起了瓢，圆明园管理处现在的处境有点“落水狗”的味道。
继续深挖，进一步“痛打”是必要的，可发现了问题，应该由谁来监督改正，以及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呢？人家审计局的同志说了，他们只是从财务及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性方面去核查，至于圆明园防渗前是否做过环境评价，以及目前的湖心岛出租事件，这不是审计部门所能评价的。审计部门做了自己分内的事，其他的问题谁来解决呢？园林局说“这事儿不归我们管”，区政府说他们不能事必躬亲，只能抓大放小：“主要管圆明园的干部队伍和大的决策，不会去管公园的一般性经营事务”，闹了半天，圆明园不仅是“落水狗”，还是无主的“野狗”？在这个烫手山芋面前，相关职能部门避之不及恐怕不是应有的负责任的态度。拿“历史遗留问题”做挡箭牌，恐怕也很难搪塞过去。
另一边厢，同样被媒体穷追猛打的重庆原全国人大代表却拒绝拆除豪华活人墓（《华西都市报》5月20日），比起“认罪态度尚属良好”的圆明园管理处，这样的强硬态度让人大开眼界，他强硬的资本是来自他自身和家人的权势、对法纪的藐视，还是所谓的“修建活人墓是当地风俗”的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我们不得而知。当地民政局已经表态“如果墓主人冯国良不自行拆除将予以强拆”，我们将密切注视相关职能部门的督查举措。
两个能吓坏人的数字
“北京大学生研究发现近1/3在校学生有过自杀念头（《新京报》5月20日）”跟“广州3%中小学生偷吃禁果（《信息时报》5月20日）”一样，里面出现了一个能吓坏人的数字。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科学和严密与否且不管它，数据也未必有标杆的作用，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准线，但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在学生值得担忧的心理和思想状况。虽然他们的心理状态比起青少年中存在严重的不良行为如校园暴力等问题对他人的危害要小很多，但对整体道德风气的潜在影响却要大得多。
我们不想得出“祖国的未来却是道德沦丧以致垮掉的一代”的论调，这未免有点耸人听闻。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近代青年的性格孤僻、自我中心和极度自私的心理状态也没有找准靶子。这代人出现的人格缺陷源头在哪里是明摆着的，我们可以列举很多因素：社会环境的影响、家长教育方式不合理、学校老师不能及时发现学生心理变化以及学生自己缺乏调节的能力等等，可这能解决问题吗？“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话说得未免重了点，可一个人品性的形成，归根结底是教育与环境影响的结果，我们应该怎样改善年轻一代的教育与生长环境呢？既然整体社会环境如此，堵不如疏通，还是进行更有效的心理和生理教育吧。家庭教育环境只是一方面，加强社会舆论的引导也是老生常谈，但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来源：信息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