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过激语言背后的思维模式

　　近日网上有一则流传甚广的帖子——《那一刻，我站起来了——在北大科学社会主义公共课上》，作者是北大历史系的一位男研究生，署名为“一剑飘飘”。文中罗列了尹保云教授在政治课上的一些言论，行文用语激烈尖锐。

　　对帖子中所牵涉的两位当事人——尹老师和那位男学生，网友的观点莫衷一是。既有人赞老师“最负责最有良心和正义感”；责学生“无知与短视”、“天生党棍”。也有人叹学生勇气可嘉，说他有“虽万千人，吾往矣”的风范，值得支持；斥老师“政治学术素养令人汗颜”。笔者无意于从道德层面上给二人下评语；也不准备介入他们观点的是非论争中；更感兴趣的是对这则帖子作些许语言层面的分析。

　　有网友称其为“语录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语言特色，因为文中时常出现“你还要不要遵守党的章程，党章明确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是不是要遵守”、“我劝这位老师认真想一想当初是为什么入党的，自己入党时的誓词还算不算数”之类极富特色的言语。但仅仅称其为“语录战”有片面之嫌，流于形式。

　　对于这篇帖子，给我讲“科学社会主义”课的老师在5月18日的课堂上，曾作如是评论：“这位同学非常厉害，首先就抢占了政治制高点，说老师身为党课教师违背党章”。师生之间正常的学术争鸣、讨论无可厚非，但使用这些“火药味浓、杀气腾腾”的语言，让他看到“文革”思维流毒在作祟——以非学术的政治话语对有待商榷的学术观点进行大批判，乱扣帽子、上纲上线。

　　将语言上升到“思维”的高度，并非夸张。这同语言的一个重要属性——“心理”性有关，即心理因素对语言的制约。语言是抽象的，但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言语行为，言语在本质上是一个心理过程或思维过程。因此，人的心理或思维状态决定了人的言语表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思维偏激的人说出的话往往不能谦和平实，而思维平和的人也难以说出愤世嫉俗之语。

　　反过来，人的语言同样会对人的心理或思维产生反作用，制约人的心理和思维过程。语言学史上曾有一种理论叫“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大意是人的语言会对思维产生极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有道理。因为理论思维主要是通过语言进行的，一种语言模式使用久了，当然就会对思维产生影响。有学者对“文革”中语言的分析，可资佐证。

　　这位学者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三个基本条件——说话者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说话人对自己要实施的行为必须有诚意、说话人不能对自己说的话反悔的基础上，总结出社会语言的五条原则——诚意性原则、言语行为实施权原则、文化对应原则、言语平和原则、准确性原则。其中准确性中又囊括了可证性、实在性、恰当性、明了性等要点。

　　他以这些原则为坐标来分析“文革”中的一些违背原则的言语行为，指出：由于慑于权威或心理高压，其时众多违背“诚意原则”的语言造成了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说谎症”，使得民族文化异化、民族品格经受灾难，这一流毒至今影响着中国社会——台上说的与台下说的、当面说的与背后说的可能完全不同；当时大量使用突破传统文化范式的语言，让东方文化的那种温文尔雅、有礼有节荡然无存，其后果便是集体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来的文化断裂和信仰危机……

　　重回到这篇帖子，学生与老师在课堂上发生辩论非常正常，他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对老师的观点提出异议，并有理有据地进行针针锋相对的辩驳。这是值得提倡的，因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但对于学术问题，采用过于激烈的政治话语进行争论，则让人担忧。

　　因为语言是时代的象征。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可能存在不平和心态，但大多数成员的心态是相对平和的。平和心态表现为平和的言语形式；不平和的心态往往表现为过分激烈的言语行为。一个社会不可能不出现激烈的言语行为，但如果它的使用机率超过正常范围，则表示这个社会群体的心态发生了严重倾斜，与之共生的将是一些不正常的社会行为。(稿源：红网)(作者：吴麟)(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