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晨
有一天，看见一家晚报登着一则颇引人一惊的消息，大标题称：“赚了钞票，丢了品位———《刘晓庆文集》出版引起非议”。再看内容，主要因为作者是“明星”，出《文集》“毕竟算是有些‘越位’了”；其次是，“她才写了多少字就要出文集”，此外实在没有说出明星不许出文集的道理，也没有说清明星出文集必得丢品位的原委，也没有说明写了多少字才有资格出文集的理由。只是列述了一些出版界人士的“强烈”的非议。我最近常常有一种感觉：媒体掌握了话语权，有时居高临下，对某些社会现象率尔批评，似乎不那么到位，也不那么准确，似是而非反倒容易成了无事生非，误导读者了。批评刘氏出文集，是否算一例呢？
我的意思是，既然公民都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包括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明星是公民，当然也应享有这些权利：出书，作家可以出，明星也可以出，平民百姓也有权利出，这都是属于无可非议的常识，不必大惊小怪的。至于叫“文集”，还是“全集”、“选集”、“文选”，这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并非是为某些人专门设定的特别享有的专利。至于薄薄一卷书就称“文集”的，以前有得是。问题的关键是这本书的内容，好坏良莠高低深浅，这才是我们媒体、书评家应该关注的、评论的。把刘晓庆与品位联系在一起，不问内容，就加针砭，是不是不那么公允呢？
当然，我也能理解，人们为什么对“文集”那么敏感。因为，上个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出版“文集”是很郑重其事的，要看作者的身份、地位。全中国有资格出文集的大概到不了两位数。现当代文学家中，只有鲁迅出了全集，郭沫若、茅盾、巴金、郑振铎、叶圣陶、老舍……（也许有个别遗漏）出了文集，但多数也没有出齐。那时把出文集看得神圣得很，高不可攀。把能不能出文集的决定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公平的。现当代文学史上多少有成就的作家因此被湮没了。现在好了，这些偏见没有了，谁都有权利出文集了，大人物可以出，普通人也可以，只要读者认可，内容好，有益于世道人心，又何必重画新的框框，不许这个，不准那个，以至把事情虚夸得那么严重。
我在看到这则消息后，还很好奇地到王府井书店去探看了一番。四楼设了三个大书架专柜卖文集，可见现在文集出得还真不少呢！我掂量了一下，好像绝大多数都还是实至名归，不能算是“僭越”。倒是有个别水平不高的官员，大概是附庸风雅吧，也出了多卷本的文集，内容都是味同嚼蜡的官场套话，甚至半通不通的诗文，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品位。但这也是人家享有的权利，毋庸置喙。但我站在书架前，不免疑疑惑惑，这印数只有一两千本的赔钱货，出版社为什么肯给出版呢？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呢？其实这种既丢钞票又无品位的事，才是记者值得探究的。
说到媒体舆论的问题，似乎还可以随手拈来几个近日看到的有趣小例子。譬如报纸上常常刊登一些老外来中国打工，娶中国太太、讲中国话、吃中国菜、交中国朋友的报道，于是就热情兴奋地作大标题：“入乡随俗生活完全上海化”，对此大加赞扬。偏偏同一天在同一张报纸上，又有一篇文章，对住在国外有的“华人子女不吃中餐”严加贬斥，甚至说：“……有的父母还有崇洋癖好，似乎‘月亮总是外国的圆’，中餐不值一顾。不管怎样，类此作为都不能教育子女正确认识和对待中餐和西餐的问题，推而论之，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对子女成长没有好处。”说了这番批评的话，作者还意犹未尽，更进一步推论、发挥说：“如果全世界都只吃三明治，都只穿牛仔裤，那无疑毁掉了一个多姿多彩、缤纷繁华的世界！”且不说这番绝妙好辞令人拍案喷饭，就与前面的报道相对照，不知编辑先生作何感想。至少是双重标准，多么古怪的心理！
再譬如，电影《十面埋伏》无缘金球奖，这也罢了。有一家报纸的编辑却在报道这个消息的同时，还加了一个副标题是：“张艺谋表示无意赴好莱坞发展”。下面又登了另一条人家发于评奖前夕的报道，题为：《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认为，金球奖已失去权威性》。这些文字，如果早于评奖之前登出来，也没有什么，恰恰发表在《十面埋伏》落选之后，这是不是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是经常能够见到的，为了节省篇幅，不多列举，也不多加评述了。因为其中道理，浅显平常，不言自明。但是，国人这种古怪的心理，古怪的言论，是否有点病态；尤其常常以一种不容商量的教训别人的姿态和口吻出现时，不免使人联想往昔的经验，因而不胜感慨系之。
《人民日报》 (2005年05月22日 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