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贡院科场冤案

　　科举制是继察举、九品中正制后，我国封建时代政府选拔人才的一种发展较完善的机制，它在隋朝开始运行，这一制度在其后的1300多年历史进程中，为封建王朝维护阶级统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样一个选拔人才的机构，必然掺和了太多的利益与纷争，考场内外的事情也注定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引人注目之处。如今，科举制早已不复存在，而作为科举考场之一的江南贡院，仍然静谧地处于金陵的都市喧嚣之中。这个让无数士人或登极或魂断的地方，承载了太多的历史……

　　江南贡院现状

　　江南贡院，是封建朝代里南方最大的科举考场，是除了北京之外最大的乡试考场。它位于南京城的东南隅，东接桃叶渡，南抵秦淮河，西邻状元境，北对建康路，为古之“风水宝地”。据《南窗纪谈》所载：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年间（1168年），起初只是县、府学考试场所。占地面积并不大，考生人数也不多。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将乡试、会试并于南京举行。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但南京仍为留都。当时江南地区已为富庶之地、鱼米之乡，并且人文荟萃，文化积淀深厚，参加考试的士人日益增多，原有考场就显得规模过小了。永乐皇帝便征收了附近的府邸，以及府尹黄公永元祠、秦桧之子贝喜祠等改建“江南贡院”。经明、清两代的不断扩建，规模日益增大，至清光绪年间，江南贡院已形成一座拥有考试号舍20644间，另设主考、监临、监试、巡察以及同考、提调执事等官员的官房千余间，再加上膳食、仓库、杂役、禁卫等用房，更有水池、花园、通道、岗楼的设备，规模之大，占地之广，房舍之多为全国各省考场之冠。仅清代经过江南乡试后考中状元者就有58名，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一半以上。唐伯虎、郑板桥、吴敬梓、吴承恩、方苞、袁枚、林则徐、邓廷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历史名人均为江南贡院的考生或考官。

　　如今我们看到的江南贡院，已远没有当初宏大的规模，只是一个缩小了的模型罢了。现在的贡院陈列馆大门，就是当初贡院的中心明远楼，它是贡院里的一座四层小塔楼，这个坐落在秦淮河畔的小楼，可不是为一览秦淮风光，而是为了监视考生，并为考生提供考卷外帮助的服务中心。当初上万间号舍的规模已无法模仿，只复制了当时数量的一个零头，其中有模仿考生众生相的蜡制塑像。楼内有明清时期的碑刻20余处。楼后的至公堂，现在是贡院文化的主要展厅。

　　明清科场丑闻

　　科举制度虽然发挥了巨大的人才选拔作用，但其负面作用也是影响深远。名落孙山无人问，一朝金榜天下知的现实状况，逼得上万学子不得不左三年、右三年地往返于家乡与贡院之间。科举对考生心灵的扭曲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每次科考过后，贡院都会遭受一番不大不小的损失，或考场号舍，或士人所住旅店均会遭恶意破坏，都是十年寒窗苦读却落第者发泄心中郁闷的行为结果。这还算是轻微的社会破坏行为，如果落榜者怨气更浓，其行为造成的破坏程度更甚，令人无法想象。这其中，诽谤、造谣考官的报复行为，就成了科场案的一种典型。

　　明洪武三十年三月五日，会试发榜。榜上有名者共52人，均为江南考生，是为南榜（春榜）。北方举子开始议论纷纷。三月殿试又取福建闽县陈某为状元，北方举子大哗，认为主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是南方人，因此袒护南方人。群情激奋的考生，将皇榜打得七零八落，随后又到礼部示威。锦衣卫赶来镇压。街头巷尾贴满了指责主考官偏袒同乡，必有隐情的传单。把个南京城弄得一团糟。

　　朱元璋接到奏报，震怒异常，亲自查问主考官刘三吾。刘三吾对朱元璋说：“元朝统治北方一百多年，使其文化遭受极大摧残。近年来，北方远不如南方，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南优北劣也为正常。”朱元璋却不听他的，找来翰林院侍讲张信，命他带领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等人，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人入仕。但经复阅后上呈的北方试卷仍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张信向朱元璋如实禀告复查结果，认为南北考生成绩相差确实悬殊，就连黄榜最末一名也比北方的优秀者高出许多。并且认为以文章定优劣，以成绩排名次，是国家科考的惯例，不应有地域照顾。现在北方举子成绩仅能列后，因此不能更动。

　　这时，有人秘告说刘三吾、白信蹈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朱元璋大怒，随即安排刑部调查。刑部在严刑逼供下终于搞出了一个六百多人徇私舞弊、行贿受贿的名单及证词。朱元璋竟然称考官及先前负责调查之人与十几年前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有牵连，于是做出了决定：白信蹈、张信以及同科试官二十多人，全部凌迟处死。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发派充军，以老戍边。所选52名南方贡士全部罢黜，名列榜首的考生陈某以行贿罪问斩，至于受牵连者不下千人。

　　同年五月，朱元璋又亲自圈点出六十一名贡士，第一名是河北的韩克忠，第二

　　名是山东的任伯安，六十一名贡士中竟无南方举子一人，是称北榜（夏榜）。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于洪熙元年设立南北卷制，南卷取60％，北卷取40％。至此，南北榜案全部终结。

　　康熙二十年，吴兆骞这个江南才子在塞北荒蛮之地度过了23个春秋，终被康熙释放。然而54岁的一代江南才子却因病去世于北京，未能回到他梦魂萦绕的江南故乡。

　　吴兆骞的事情得从头说起。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顺治帝派方犹、钱开宗主持江南乡试。丁酉年江南乡试放榜后，落第士子们群集江南贡院门前抗议。江南书坊中还刻了一部传奇小说《万金记》。方字去点为万，钱字去边旁为金，万、金二字，指的就是方犹、钱开宗二主考。书中极力描绘了科场中行贿受贿的情状。顺治得悉江南科场丑事后，当即下令：“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着革职，并速拿来京，严行详审。”为鉴真假，顺治帝决定亲自在北京主持复试该科江南中举的全部考生。参加复试者每人都身带刑具，并且派遣大量军士在现场看守每一位举人，已经把他们全部当成罪犯了。考场气氛极其紧张。当时已值冬天，考场的举人们冻得浑身发抖，但也不敢吱声。就是这次复试的结果使人觉得此案有冤情在内。复试结果，24人被罚停会试，但因成绩勉强通过，被准做举人；只有14人未获通过，革去举人；共有74人准许参加会试。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但顺治一看结果，反而认定江南乡试有假，于是下令将方、钱二人立即正法。另外8人也受到全家流放黑龙江宁古塔的处分。此案中本来并无吴兆骞什么事，但这位江南名士看不惯上朝如此愚弄考生，特别是当他走进瀛台，看到考场像刑场的感觉后，将笔一扔，竟当场交了白卷。这下可激怒了顺治皇帝，故也把他流放到宁古塔。现在，这一案件已被众多史学家称为“科场蜚闻案”，意思是这应该是一场冤案。88人参加复试，74人的通过率，应该算不错了。并且落第的那14人中，不乏吴兆骞这样的江南名士。这些学子多日来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折磨的不像人样，再在皇帝的监视、士兵的棍棒下参加决定人命的复试，岂有不紧张之理？出现个别失误、差错也是正常的。

　　江南贡院，有人在此狂嚣“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更多的人在此哀叹“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来得几度”。这个让人思绪万千、梦回古代的神秘角落，仍静谧地处于都市的喧嚣中……

　　《江南时报》 (2005年05月22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