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官员为何修不得活人墓？

　　重庆原全国人大代表冯国良修建豪华活人墓，舆论哗然。不敢说全国人民都在反对，但在感觉上至少是“没有人敢替他说话”。反对者都在反对，可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反对？很多人并不知道，大概也不想知道。对此，秋风先生昨天在《活人墓背后的文化尴尬》一文中从文化与风俗的角度替他们思考了。因他的文章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冯搞得“天怒人怨”恐怕还因为其人大代表的身份，如果是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农民为自己修了豪华活人墓，大概这条新闻就炒不起来了。一般来说，人大代表就是官，官就是不能跟老百姓一样修活人墓的，许多人就是笃信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所以想也不想就反对。可是，官就不是人吗？官就不会有百年之后吗？死神面前人人平等，官也一样有个死后归宿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把官当人看。

　　死的问题是个风俗问题，风俗面前没有身份的区别，不能说普通人可以遵从风俗，官员就不能。那为什么舆论会对此事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对呢？不光是对官员修活人墓反对，对其他随俗的行为也一样反对，譬如官员为父母做寿，为儿女结婚摆酒席，摆生日宴等。

　　有人认为，就像对官员的个人隐私进行限制一样，对官员的随俗也应该限制，为什么要限制？因为官员一随俗，就可能搞腐败，为了反腐，政府不停地为官员量身定做出形形色色的条例和规定，譬如摆酒席不得超过多少桌，吃饭不准超过四菜一汤，还有更荒唐的，甚至规定官员一周必须有多少天回家睡。因为腐败太多了，所以我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就算在机关大院造个铁笼，下班就把官员关进笼子，上班就放他们出来，老百姓也不会说这过分，说这有什么不对。但有必要这样吗？反腐真的没招了吗？非要得使用畸形的手段吗？

　　事实并不如此，现在的情况是，有效且无害的手段不用，无效而副作用甚多的手段却热心过头。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只要公开官员财产，切实做好权力制衡、司法监督、媒体监督，腐败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可为什么我们不用？范大中

　　让“温馨”走进社会

　　近日有报道说广州某区的学校出现了“温情”试卷，试卷中有五处温馨提示，顶端就写着：“亲爱的同学，这份试卷将记录你的自信、沉着和收获，我们投给你信任的目光”，旁边还加有一个微笑的头像；当你遇到难题时，会有“开动脑筋，你一定会做的”。

　　这种做法让笔者想起了日本的《读卖新闻》在每逢下雨时，就会把报纸装进印有“读卖”字样的塑料袋里，投入订户信箱，一个小小的举措却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他们的读报权受到保障，当中的关怀精神可见一斑。比起西方社会，我们的确缺乏这样的精神，更多的是训示心态的告诫或者是现在更为流行的娱乐心态。

　　任何事都倾向于从大处喊口号，喜欢上纲上线，却少有务实的精神。就拿道德教育来说，我们总要被教育成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的道德高尚的人，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缺乏对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和诚信的人文教育。

　　其次是娱乐心态。抱这种态度的人，被人称为看客，他们无所谓好与坏，无所谓道德标准与社会责任感，有的只是看热闹的心态，任何事情都可以作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从血泊中也能寻找出一点笑料来”。连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尊重就更无从谈起。

　　就因为如此，如今出现了这样一份温情提示的试卷，是值得我们思索和关注的。初阳

　　按底度收费就能节电？

　　如果企业实际用量为600度电，但申请安装的电表容量却是1000度，供电部门便要按照1000度来安排生产，而余下的400度供电部门又无法回收。“商业用电设最低消费，政府提倡节电岂不是笑话。”面对市民的质疑，深圳市供电公司近日回应，底度用电政策是促使企业根据实际需要申报用电量的一个经济手段，有利于节约用电(见《南方都市报》5月20日)。

　　乍一看上去，供电部门的理由言之凿凿，十分在理。但一细想，又有不能让人信服之处。在笔者看来，为降低经营成本，绝大多数商铺都会自觉地节约用电，而不会去浪费用电，也不会滥报过高的底度电量。但出于一些具体的原因，商铺不可能较为准确地预知用电底度，实际用电量与底度用电量出现100－200度左右的误差是极有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商铺的实际用电量都有可能低于用电底度，同时也有可能高于用电底度，申请底度电量的高低对于能否达到节电这个目的来说，意义并不大。

　　其实，在2003年6月以前，深圳居民用电和现在的商铺一样，也实行1988年就开始的底度收费制，但到了2003年初，在人大代表的议案督促下，居民用电底度收费制于当年6月起取消。如果底度收费政策有利于节约用电，那么，对居民用电也应继续坚持这一政策。如果底度收费政策不利于节电，那么针对商铺的底度收费政策就应该取消。刀刀鱼

　　圆明园为何“猛料”频出？

　　自从铺设防渗膜事件引起媒体关注后，圆明园就一直没能走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目光——先是由于没有环评单位接手，导致其迟迟不交环评报告，环保总局于是下达最后“通牒”；再是其湖心岛在几年前就被圆明园管理处出租给了个人，以至于很多人不禁惊呼：圆明园怎么成了私家花园；如今，命运多舛的圆明园再一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圆明园万春园内又被发现盖有30套别墅，且都已出租，每套月租金在4000—5000美元之间。

　　追究圆明园乱象丛出的背后原因，笔者以为仅仅用圆明园管理处自身存在对历史遗址不重视、保护观念错位和部门利益驱动等理由来解释还是不够的，更应看到出现这些现象，其实反映出了我国目前在文物保护上，存在着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和漏洞。我国目前对文物古迹等的管理采取了由各地方和各文物古迹管理单位各自为政、自行管理的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对于文物古迹呈现出一种由各单位自行收支而拨款较少的现状。这一方面使得一些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经费难以为继而不时为难；另一方面，在监管的薄弱状态下，也刺激了这些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把文物、古迹等公共资源当作了自己经营的“一亩三分地”，成为牟利创收的工具。

　　这显然是在侵夺公众对于公共资源和物品的所有者属性，但是在所有者权利被虚置架空的情况下，公众对圆明园以及类似文物单位出现的这种不正常现象，除了痛骂之外别无他途。因此，在当前很有必要对现行的文物单位管理体制进行一番改革，加大国家的投入力度，同时强化公众的监督体系建设，使文物保护工作置于公开的“阳光”之中。如此，像圆明园这种“猛料”猛出的境况方有可能得到遏制。

　　林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