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呼吁矿难特殊立法

　　谁是谁非之长平专栏

　　本来已经和编辑商量好，本期专栏讨论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来华谢罪一事，但临下笔前我改变了主意，因为得知河北承德矿难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31人，目前尚有19人失踪。

　　日本侵华历史固然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情，但是我仍然无法容忍自己无视眼前生命成堆地消逝，而先去对历史问题高谈阔论。尤其当我看见日本老兵几乎占据了所有媒体的头条，而50名矿工的消息并不容易找到时，我几乎陷入一种非理性的悲哀之中。

　　我甚至不怀好意地猜度，假如这不是一场矿难，而是有50人死伤的空难，或是有50人死伤的地铁爆炸，或是有50人死伤的大楼倒塌，媒体的反应又将如何呢？

　　一个记者拍照的争论，或是一个明星走光的艳闻，各网络媒体都有大量专题报道，然而，已有31人死亡19人失踪的这场矿难，却只有隐藏在信息海洋中的几条消息。也许媒体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因为对于接二连三发生、动辄上百人死亡的矿难来说，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闻。

　　让某一类人数十上百地死亡，让公众对此神经麻木、习以为常，难道这不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屠杀吗？难道这是可以原谅的罪恶吗？

　　我知道，政府治国以人为本，人权保障写进宪法已有年余。我也知道，没有哪一次矿难发生之前，各级领导各级部门没有高度重视；没有哪一次矿难之后，有关方面没有紧张有序地进行抢救工作，然后严肃认真地吸取教训。

　　我还知道，中国有针对煤矿安全监察的专门法规《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煤矿安全监察程序规定》、《煤矿安全规程》等等。我也知道，在上一次的“两会”上，煤矿安全成为一个沉痛的焦点话题，代表们对此进行了最大声的呼吁。

　　然而，面对频繁得几乎不曾间断的系列惨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承认现有安全生产运行机制的失效。

　　这时问题就出现了：现有的安全生产运行机制失效之后怎么办？

　　我不是法律专家，但是我知道，根据依法治国的原则，全国人大应该紧急行动，召集专门的立法会议，针对此前法治失效的原因，进行重新立法。在新的法律中，重新界定煤矿安全规则，执法机构和监督程序。

　　启动这一程序，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数日内即修改了地方法规，通过了《关于修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加大对于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的处罚力度。而在今年初，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针对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特定问题做的专门立法《反分裂国家法》。

　　美国的情况也可以借鉴。美国同样是一个产煤大国，其矿工遇难率却低于中国的1／200。但美国人并不是天生命贵的，也曾经矿难惊人，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态度和对策。从18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有关矿山安全的法案以后，历史上每当发生煤矿安全重大事故，社会舆论都会促使国会颁发新的更为严格的法规，直到1977年新修订的《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形成比较完善的矿难防范制度。

　　“非典”那么肆虐，我们可以战胜；“台独”那么喧嚣，我们可以阻止。因此我不相信我们对于矿难真的没有办法，关键在于是否真的重视。如果有人坚持认为某一类人的成批死亡不足为惜，我只能想到历史上的屠杀逻辑。　(作者系《外滩画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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