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生的两个事件引起笔者的关注，一个是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的事件，一个是发生在西安的一起警察殴打民工的事件。笔者之所以关注这两个事件，除了因为这两个事件都关系到警察暴力这个问题，还因为反映在两个事件中的另一现象，即执法权力的“出租”现象。
发生在太原的事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即作为该案主要责任人的“太原警察”指使9名社会闲散人员，其中有6名更是刑满释放人员，充当打手；而发生在西安的事件则有这样一个十分类似的细节，即“110接警后，赶来两名民警和两名协警员。不穿警服的协警员先进入民工租住的院内，对民工举棍就打，民工们以为是房东喊来的帮手，便开始还手。”（5月16日《大河报》）
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上述两个事件中，警察的执法都是通过“代理人”来进行的，笔者将这种通过“代理人”而进行的执法行为称为执法权力的“出租”。
在上述事件中反映出来的执法权力的“出租”现象又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便是这些“代理人”的身份，其二是由这种执法权力的“出租”给社会秩序带来的隐患。
我们首先来看这些执法“代理人”的身份。在前一个事件中，媒体报道将这些代理人定性为“社会闲散人员”，说是社会闲散人员，实为不法分子。而后一事件中的所谓“协警员”，却很值得玩味。当然，通过字面意义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他们是“协助警察做事者”。然而，以他们在本案中的行为形象———不穿警服的协警员先进入民工租住的院内，对民工举棍就打———来说，怎么看他们怎么与太原案中的“社会闲散人员”是一类货色。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下由执法权力的“出租”给社会秩序带来的隐患。我们首先要质疑上述事件中警察与所谓“社会闲散人员”究竟是什么关系？从传统意义上说，警察是作为社会治安维护者的角色被认定的；而被冠以“社会闲散人员”称呼的不法分子呢，则是社会治安的潜在威胁。因此，从正统的社会逻辑上来说，警察与“社会闲散人员”正是潜在的、关乎社会治安的对手。也因如此，类似上述事件中执法权力的“出租”当然是一种绝对应该避免的现象，其对社会治安形成的危害也必然是巨大的。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上述两个事件中，应该说正是由于“社会闲散人员”的介入才形成了案件的恶性发展：太原一案，由于“社会闲散人员”的介入导致了一个警察的死亡；而发生在西安的悲剧，则是协警员毫无理性的野蛮行为酿造了所谓民工“袭警”的假象，也就带出了一个警察殴打民工的丑闻。
还应该看到，这种权力“出租”，将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培养出社会上的黑恶势力。不得不说，这种执法权力的“出租”而带来的执法权力的异化，将严重影响到人民对社会正义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