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即使主张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专家学者，似乎仍相信户籍管理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比如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认为“对流入人口，即使管理者想完全放开，但是巨型城市的资源（水、交通、环境等）压力也使他们难以完全放开。……使用市场手段还是采用一些行政手段，需要看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因为城市和城市不一样。”（见5月15日《新京报》）
我已经专文说过，市场经济条件下试图用户籍管制的办法控制人口数量，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任务。大城市的房价、生活成本、就业机会、薪酬收入、工作和事业成长的效率等综合因素会自然有效地调节人口流向。户籍登记、管理只有两个基本任务：一是为公安部门的人口信息管理提供依据；二是为城市各项规划的决策、管理提供真实准确的人口信息。它根本无力承担控制人口的作用。因此，科学、有效的户籍管理方式必然是将现在的审批准入制改革为承认现实的登记确认制。
登记确认制的惟一标准就是人的常住地在哪里。对于这部分人口，可以分类确认：一种是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住所（含租住），也在缴纳正常社会保险费用的，可以直接登记；二是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等虽然常住但未参加社会保险的，只要居住一定的年限即可确认。
也许有人担心，假定北京市准予登记每一个愿意登记为北京市民的人，并向其中符合规定的人群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也给他们提供廉租房，北京市人口可能会急剧增加，社会福利保障也会不堪重负。
这是杞人忧天。首先，户口登记确认制的前提就是“常住”。能够在相应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人，自然拥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能够应付自己的房租等生活费用，不可能为廉租房和最低生活保障金来到城市。况且人的幸福感不全来自金钱，还有熟悉的人文环境等。其次，即使有一些农村的老人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来到城市，一般也不大可能享受到城市的低保和退休金等保障。因为退休金的领取要有个人养老账户作前提，而低保的发放也是以家庭为背景而非以个人为背景，亦即是整个家庭的收入达不到起码水准才有可能领到低保。
当年，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很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
中国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十分巨大，这恰恰是人口高速流动的必然因素，而不是城市采取差异化户籍管理的理由。否则，一味地实行人口控制，只会南辕北辙。科学的前瞻性的行政管理方式，会促进社会和人权的进步与发展，反之则会成为社会和人权进步的阻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