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悲壮的特写镜头

　　--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的历史真相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14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6年间人圈中的非人折磨。著名历史学家胡绳生前曾指出：无人区是抗日战争中悲壮的特写镜头。

　　60多年前，长城沿线约1000公里被侵华日军称为无人区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经过长期的调查和研究，我省党史工作者从收集的几千万字的材料中，编撰了200多万字的大型文集《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终于揭开了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的真相。[背景提示]

　　1939年至1945年，侵华日军为巩固其对伪满洲国的占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长城沿线一带通过“集家并村”的手段将群众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群众称之为“人圈”)，从而建立起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至赤城县的老丈坝，北自宁城、围场一带，南到迁安、遵化一线长约1000公里，宽约30公里至250公里的“无住禁作地带”。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长城沿线千里“无人区”，共涉及今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的25个县(区)，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

　　在6年的时间里，日军共烧毁村庄1.7万个、房屋380万间，抓走劳工39万人，建造“人圈”2506座，被驱赶到“人圈”里的群众达140余万人。全冀热辽区被日伪军血腥屠杀和虐杀的35万人绝大部分死于“无人区”，仅承德水泉沟遗址就有尸骨3万具以上。

　　一位老人的愤怒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却是140万人民的一场噩梦。5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研究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参与无人区大型文集编撰的71岁的李成民这样概括研究了半世的无人区历史。

　　1938年前后，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平北、冀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发动了10万人参加的抗日武装起义，开辟了地跨华北、东北地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场，其后，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冀东起义队伍西撤，部分支队和抗联队伍坚持在冀东和热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一切都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度恐慌。为了消灭活跃在长城线上的游击队，敌人反复围攻、扫荡，并开始在局部地区集家并村，实行无人区化政策。

　　所谓无人区化政策，就是日军将长城沿线土地上居住的中国人驱赶出去，统一到日军设置的集团部落中居住，并由日军严密监视和管制，从而人为地制造成无住地区，有些地区甚至禁止耕作，成为无住禁作地区。

　　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龙口，西至赤城县的老丈坝，北自宁城、围场一带，南到迁安、遵化一线，在这片比瑞士国土面积还要大的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40多万人被驱赶进人圈，开始了长达6年之久的噩梦。

　　李成民原是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他的老领导陈平则是向世人揭露长城沿线无人区的第一人。陈平是当年在无人区战斗过的老八路，后来任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早年在无人区里的经历，一直是他最为痛苦和悲愤的回忆。1962年，陈平就开始了对无人区的调查，直到离休之后仍在坚持。

　　跟着陈平，李成民走上了一条还原一段特殊历史的道路。他们几乎走遍了无人区涉及的地区。去年9月，80岁的陈平未能主编完200多万字的无人区研究文集，倒在了书桌前，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无人区”里的罪恶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这是陈平、李成民等研究者们多年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对“无人区”最为凝练的评价。

　　史料记载，在这场历时6年的劫难里，35万群众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仅在鲁家峪，日军就屠杀群众和八路军伤病员205名，并公然违犯国际公法使用毒气。1942年12月5日，日军又制造了潘家戴庄惨案，屠杀无辜村民1280名。据统计，仅遵化、迁西、迁安三县，就摧毁259座村庄，烧房4.4万间，屠杀百姓2972人。兴隆县也是日军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全县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的地区占全县40%。全县有1.3万人被屠杀。

　　“日本侵略军在已占领大半个中国的情况下，又在已被占领的长城线上发起一场亘古罕见的制造‘无人区’的战争。从这场战争性质看，既不同于正面战场的运动战，也不同于纯系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因为它发动这场战争的对象是‘攻伐民众’，目的是造成‘匪民分离’；方法是实施‘三光’政策；形式是采取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人圈)。”与李成民一起参与编撰文集的我省研究“无人区”历史的主要学者、承德市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邓一民认为：“‘无人区’特殊的战争性质，决定了这场战争具有时间长、面积广、情况复杂、斗争惨烈的特点。因此，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敌后战场上出现的特殊的历史现象。

　　集家的血债

　　1942年至1944年间，是日军制造无人区最疯狂的时期。他们在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1942年10月发出的《灭共对策资料》中居然引经据典地直言：孙子兵法云：伐人之计，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所谓伐交，即攻伐支援敌人的第三者，在这里来说，即对民众予以讨伐，把支持敌人的民众从敌人手中夺过来，而归顺我方……集家工作的最大意义即在于此。

　　事实上，从1941年起，日军便开始在冀东等地搞起了伴随着疯狂的大检举和大屠杀的大集家运动。集家先要毁家，日军强令：被划定为无住地带中的百姓必须拆掉自己的住房，毁掉自己的家园，搬到指定的集团部落中居住，限期不搬就纵火焚烧。然而绝大部分村庄还是由日军亲手放火烧毁的。有些房子竟被反复烧了20多次，石头都被烧成了红褐色，甚至变成了粉。当时日军中还非常流行杀人比赛，每到一处村庄，日军见人就杀，然后将死者的耳朵割下来，用铁丝串起，回去按数报功领赏。兴隆县半壁山镇羊羔峪的张福廷曾经这样描述当时集家时的情景

　　1939年11月警察来到这里，说是让天桥峪、羊羔峪及厂沟这三处的百姓，在两天以内全部迁移到安子岭和双炉台去。第二天的上午，十几名警察又来督促搬家，并拿走了值钱的东西。第三天，500多名日满军警讨伐队突然闯了过来，不由分说便放火烧房子。三四个村子共76户住房，连同粮食、衣物等全部被烧毁。骡、马、牛等620头大牲畜、4800只羊以及猪和鸡等家畜都被抢走了。此时正值冬季来临，大家既没吃的也没穿的。没有法子了，有的只好去了集家并屯的地点，也有的投亲靠友或远走他乡。

　　“人圈”里的苦难

　　“然而，进入日军集家并屯的地点，则进入了更深的苦难深渊。日军把集家并屯的地点称为‘集团部落’，强迫人们在里面生活，还美其名为‘王道乐土’。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当地百姓把其叫作‘人圈’，圈就是猪圈的圈。”

　　邓一民刚懂事的时候就赶上了修“人圈”，他回忆在那里吃不饱，连衣服都穿不上，还经常看到从里往外抬死人。“在这里人们连牲畜都不如。”

　　对“人圈”的回忆，是“无人区”幸存者的一场噩梦。兴隆县六道河村的刘继忠、殷淑珍、潘明怀曾这样叙述“人圈”里的生活：

　　“人圈”的周围是一道厚厚的城墙，里边驻扎着日军，四周有炮楼。居民没住房，都是搭马架子或窝铺来住。火柴是每月一户一盒，没火柴时，只好拿木棍相互摩擦取火。男人一天喝两顿稀粥，女人只喝一顿。日本人不让人们种庄稼，并放马把人们种的苞米啃光。如有人去撵马，就会遭到日本人的毒打。后来，日本人干脆用刀把苞米地全砍了。这样一来粮食彻底没来源了，只好一天喝一顿稀粥，肚中无食无力干活，平常吃些野菜、野果和树皮来充饥。配给的布每人一年也只给一块(约五六十公分长)，是用大豆壳造的，一穿就破了。没办法，男人只好整天光着身子出来进去。人们没有自由，没通行证和证明信不得外出。在“人圈”里，杀人是常有的事，日本山下大队一次就杀了100多口人，全都是从山里抓来的百姓。1943年这里闹瘟疫，一下子就死了40多口人，全都是浑身浮肿，鼻口出血而死的。

　　悲壮的抗争

　　“无人区”里并不是无人，“人圈”里也不是铁板一块。就是在日本侵略军制造“无人区”的时候，冀察热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前仆后继，始终进行着英勇斗争。组织“无人区”文集编撰的省委党史研究室宋学民说，每一次搜集整理“无人区”的史稿，他的眼里都忍不住噙着热泪，“因为那些受害者的苦难，也因为‘无人区’军民的奋勇抗争。”

　　因为大部地区被集家并屯，失去群众依托，所以“无人区”斗争异常艰难。这里有许多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八路军十一团政治委员耿玉华，于1942年6月11日，在平北地区赤城县的战斗中，拼尽弹药后率19名战士跳崖壮烈牺牲。五指山根据地成功村党支部组织委员、民兵傅春，在日军“扫荡”中，不顾个人安危，先后掩护60多名群众脱险。在一次“扫荡”中，被日军堵住，他用手榴弹炸开了自己的胸膛，牺牲时年仅18岁。

　　让历史告诉未来

　　60年，一个甲子。

　　李成民说，抢救历史，还原历史是他一生的愿望。60年后的今天，无人区重回人们的视野，就是为了纪念战争的死难者，为了让世人不忘战争的教训。60年过去了，见证过当年战争的人已所剩无几。过不了多久，这场战争可能就要变成一场没有活着的见证人的历史了。然而，战争的硝烟尽管已经散去，但应让战争的惨痛教训永远留在世人心中，才能避免大流血重演。

　　其实越是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就应该越发地珍视和平。1941年1月25日，在震惊中外的潘家峪惨案中，千余名无辜村民倒在血泊与火海之中，很多人被烧成了骷髅，被屠杀者达1230人，全村1100多间房屋被烧成废墟，所有财物被抢掠一空。

　　就在日军在潘家峪制造大惨案时，一个名叫潘春的12岁男孩藏在猪圈里，幸存下来了，他恨透了血洗他全村的日本鬼子，然而他也永远忘不了一个使他得以幸存下来的日本兵。他叙述当时的情景说：第一轮大屠杀过后，日军一遍又一遍搜索杀人场，发现活着的就补枪杀死，一定要斩尽杀绝。我当时就趴在猪圈的死人堆里，我刚刚坐了起来，突然一个日本兵来了，看见了我，但他没有打死我，而是满脸悲戚地望着我，长长叹了几口气。后边又来了几个日军，这个日本兵立即转过身去对那些日本兵摆手，说了几句什么话，就一起走了。我就这样活下来了！最后他深情地说：日本兵里也是有好人的。这个日本兵不知还在不在世？当时我看他也不过十八九岁。

　　在搜集这段历史时，李成民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人应该是有良知的，不论民族和种族，有许多东西是共通的。我们回忆悲惨历史，并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为了摆出真实历史，维护历史正义，维护人类共同道德准则，唤起人类的良知。只有不忘历史，才能面向未来！

　　本报记者 张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