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两岸的未来及其影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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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可平:两岸统一与中华振兴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两岸的现实角度来看，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和两岸政治力量之间最大的公约数，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根本所在。什么是中华振兴？中华振兴当然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力的增大等等。但是，在中国近现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华的振兴还必然地意味着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可以想象，在孙中山先生等最早倡导振兴中华的先辈们心目中，一个分裂的中国，无论分裂各方的实力如何强大，都不能说是实现了中华的振兴。我认为，这是近现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政治语境。换言之，没有两岸的统一，就没有真正的中华振兴。因而，应当从振兴中华的高度，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的高度，来思考两岸未来的前途。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人类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都持乐观的态度，也包括两岸的未来发展。我认为两岸的统一，是哪一种政治力量，更不用说哪一个政治人物，都难以阻挡的必然趋势。首先，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根深蒂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其次，两岸统一，对两岸绝大多数人民来说，是一件利益共赢的事。第三，两岸之间的共同利益正在日益增加，而差异则在逐渐缩小。第四，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大陆的综合实力以及向心力、吸引力和凝聚力正在日益增大。第五，两岸人民和政治人物中的多数都希望和平统一。第六，全球化背景下，一体化的趋势更为明显。第七，两岸的和平统一更有利于亚洲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

　　我虽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也清楚地看到，两岸统一存在的种种严重的阻碍。其一，是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依然十分活跃，“台独”势力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台湾的政治进程。其二，两岸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其三，两岸政治方面的互信和共识还相当缺乏。其四，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岸之间传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正日益受到新的严重挑战。其五，个别国外力量出于狭隘和短视的国家利益不愿两岸统一。

　　两岸的统一是两岸关系必然的发展结果，但是，两岸统一的方式和局面却可以有极不相同的结果。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一是从统一的方式来看，和平统一是理想的途径，因为非和平统一的代价之大，可想而知。二是从统一的性质来说，两岸的理想统一应当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是和而不同。三是从统一的基础来看，两岸的统一应当是一种民主的统一，也就是说，两岸的统一深深地扎根于海峡两岸绝大多数人民的民意和共识之上。

　　现在正面临着推进两岸关系新的历史机遇，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以下三点，那么两岸的和平统一就不会是一个遥远的愿望：第一，必须丢掉“台独”的幻想，真正认清两岸的唯一出路只能在于统一。第二，一定要超越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将分歧消失于中华民族振兴这一公约之中。第三，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高度政治智慧，让智慧和理性，而不是让偏见和愚昧来主导两岸未来的发展。

　　石齐平:两岸关系的长期观察

　　对两岸关系进行短期和长期的观察和理解，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

　　就短期而言，无论从北京的角度，华盛顿的角度，乃至于从日本和其他方面的角度，大概都可以获得一个很清晰的结论，那就是大家都希望在这个地区维持现状，而不希望有太大的变数或者变动。这样的形势当然都符合各方面的利益。

　　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最近一系列发展的形势，确实是符合这样一个判断的。特别是大陆《反分裂国家法》出台以后，美国和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太多强烈的反对。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应该是非常接近的。但是从短期转向长期就不那么乐观了。长期看台湾的形势，两岸问题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或者说是利益上的一种结构性矛盾。这种利益的结构性矛盾，其最主要的原因，跟中国的快速崛起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不妨看看美国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崛起的。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会带给美国更多商业上经济上的利益，但是也无可避免地会冲击到美国在东亚地区，尤其是在日本和台湾这两个地区的根本利益。同时中国的崛起，也会逐渐扩大它在东亚和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势必也会和美国处在一种竞争的地位，美国对这种形势是非常警惕的。

　　对日本而言，台湾具有非常敏感的战略利益，包括东海的油气田的利益，钓鱼岛的利益，直接间接都和台湾有关。日本大概一半的资源是通过台湾的西部和北部的海域运输的。如果台湾和大陆逐渐融合，甚至有一天能够统一的话，对日本来讲，这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梦魇。

　　从中国来讲，一个崛起的中国，当然不可能继续容忍台湾受制于别国的势力。

　　所以长期观察，我们发现这个地区的矛盾是结构性的。所谓结构性就是不太容易取得妥协和调和。必须认识到，中美日三个国家的结构性的矛盾，是高度集中在台湾以及周边地区的。而且，这个矛盾的能量还在与时俱增当中。因此中国要好好把握好有利于达到暂时维持现状的一个均衡的形势，尽可能促成一种阶段性的台海的稳定框架。中国必须要争取一个最短的时间，在这个利益矛盾没有表面化、冲突化之前，用一个和平化的手段把台湾的问题彻底解决。“胡连会”，或者“胡宋会”都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至于将来会不会有“胡扁会”，有待观察。

　　考虑到中国21世纪的发展这个大的机遇问题，就必须把台湾问题拉到中国崛起的战略高度去认识。

　　面对这个问题，必须要调动所有可以调动的资源，通过所有可以利用的手段，争取所有可以争取到的结果，达到一个最高的目的。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融合，所能释放出来的能量绝不亚于分裂造成的政治能量，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在这样的情况下，预见趋势的发展，未雨绸缪，必须采取一些最有智慧的手段。

　　徐博东:“5·17声明”是对台新思维的真正开端

　　最近，特别是连宋访问大陆以来，仿佛整个对台局面开朗了，出现了新局面。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局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我们这么多年一贯的对台湾政策累计起来的结果。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导对台工作后，在政策和策略上有一个新的做法和新的思维，但是这种转变不是突变，而是正好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或者说呈现了一种新的变化。

　　新的思路，新的做法，有些人认为是从《反分裂国家法》开始的。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从“5·17声明”开始，“5·17声明”是一个新的政策的开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的对台研究，一直是在接招。“5·17声明”反过来了，我们先出招，让他们应付我们。过去是“听其言，观其行”，现在是“听我言，观你行”。这样一个策略变化，出乎台湾的意料之外，特别是出乎陈水扁的意料之外。从“5·17声明”出台后，接下来所有的做法我认为都没有超出“5·17声明”的范畴。最近关于农产品的一些做法，大家津津乐道，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对争取台湾民众，特别中南部的农民起了很好的效果。但实际上，“5·17声明”里就有农产品销售大陆和春节包机等的提法。有些比如春节包机的措施，并不因为阿扁上台，我们就不出台这些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并不那么在乎什么人执政，只看他推动什么政策。

　　彭维学:对台新思维产生的原因

　　我觉得我们对台政策的调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服从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需要。我们希望争取到20年和平发展的战略时间，发展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就必须破除“台独”的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这是对台政策调整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因素，对台政策要改变过去的被动状态。目前从两岸交流十多年、或者从1979年以来20多年的交流经验看，从两蒋时期到李登辉再到陈水扁时期，台湾内部的环境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在接招，从李登辉访问美国到“两国论”的提出，每次我们都是被动应付。我们大陆对台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统一台湾的模式，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台湾少数人的妖魔化，台湾民众对和平统一的认同率还不高。所以变被动为主动，首先是对台政策的一个策略性的调整。

　　第三个因素是岛内民意的转变。自去年“5·17”声明之后，尤其是台湾选举之后，两岸关系相对紧张的情况下，“立委”选举导致民意局部扭转。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执政当局陈水扁的这种折腾是非常不满的，希望我们大陆提供新的契机。我们促成春节包机，包括“双亚”赴台，这都是紧抓岛民意采取的动作。

　　第四点，外部环境的影响也使我们必须调整对台政策。美国由于战略的需要，希望维持两岸现状，这样最符合他的利益。我们如何在与美国求同存异的过程中达成一致，这也是我们对台策略和手段出现根本性变化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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