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行性研究”是个伪问题

　　本友

　　“不可行性研究”这个“新提法”近来似乎颇受重视，据报道，某市今后在直接涉及市政府重大决策或方案制定的研究工作中，将引入“不可行性论证”。

　　报道说，“不可行性论证”，即逆向思维论证。当政府的一项新政策、新规定，或者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出台前，在有关部门的可行性计划提出的同时，组织另外一批人员，进行该项目的反向论证，即不可行性论证，给政府提供双向而且集中群体智慧的有价值的参考，对不可预测的情况提前采取预案和防范措施。

　　如此定论，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可行性研究就是研究某个决策项目的“可行性”。其实则不然，笔者曾多次参与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起草与论证工作，笔者非常清楚地知道，要想证明一个项目的可行性，首先要论证的就是不可行性；“不可行研究与论证”，本来就是可行性研究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环节，做可行性研究首先要做不可行性研究，根本没有必要人为地把二者割裂开，设两套人马，搞两套方案。

　　此外，种种决策“怪胎”，不是因为没有不可行性研究，其原因错综复杂。例如前段时间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三门峡事件和都江堰事件，这些重大工程在进行可行性研究中，就有很多水利专家提供了强有力的“不可行的科学证据”。我国很多地方的很多重大工程、政绩工程、首长工程，在进行可行性研究中，一般都会有“不可行”的研究与声音，但这种声音往往或被领导一言堂所淹没，或被“长官意志”所屏蔽。

　　无数正反事例证明，决策问题不在于“可行性研究”或“不可行性研究”，而在于决策机制，在于官员领导作风，在于干部体制。没有健全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不能真正实行“谁决策，谁负责”，决策失误后，个人也不会承担什么领导、政治、法律或经济责任，不会受到什么损失，谁会在决策中把可行性或不可行性当回事？

　　在笔者看来，要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首先要改革决策程序，变革论证主体。首先，要发挥社会第三方力量在决策论证过程中的作用。其次要建立制衡机制，在实行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等基础上，由个别部门或少数人作决策，变为多部门的集体决策。同时，必须建立事后责任追究制。谁决策谁负责，凡造成重大损失的决策，相关责任人就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