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府注资行为 eric_hu来函与我的探讨

　　【内容提要】本人对政府新一轮注资浪潮的兴趣与关注，在加拿大的朋友eric_hu特意发函，就这个话题与我进行持续性的探讨分析。非常感谢eric_hu提供了自己对政府注资行为的分析性意见，以及外国政府对注资行为的操作及理念。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这个话题以及给我提供更多的建设性意见及帮助。

　　我们发现，在国家动用巨额外汇储备向建行中行注资之后，工行也相继获得注资，下一次注资也在准备之中。除此之外，下一轮更大规模的注资行动也在酝酿之中：光大银行将获汇金注资，券商有望获得600亿注资，汇金公司30亿注资交行，三九有望获12亿财政注资，国开行要财政注资500亿，农行再报股改方案注资模式待定……

　　由此联想到今年全国两会上，经济学家吴敬链与时任外管局局长郭树清关于动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的程序合法性之辩。如何使注资更加合理化合法化，如何评估政府注资的效果，将成为各方关注的新的焦点。

　　最为关键的是，通过政府企业这个平台，掏空国家财产，转为已有，最后企业只剩下一个空壳，而受到法律制裁处罚的毕竟只是少数。更为明目张胆的是，在掏空企业之后，这些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厚着脸皮要求国家注资解决，包括南方、闽发，最后还是由国家来擦屁股，由全体中国人来买单。

　　本人在这之前写了几篇关于政府注资方面的文章，《中国政府在建行上市前敢于揭黑幕的政治意义》，《再解张恩照丑闻：股改本身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你是建行中行工行的股东，你信不？》，以及表示出来对政府新一轮注资浪潮的兴趣与关注，在加拿大的朋友eric_hu特意发函，就这个话题与我进行持续性的探讨分析。经eric_hu本人同意，现全文刊登如下，非常感谢eric_hu提供了自己对政府注资行为的分析性意见，以及外国政府对注资行为的操作及理念。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这个话题以及给我提供更多的建设性意见及帮助。

　　我看了你提到的几个国内的注资，和我原来理解的有些不同：我关注的加拿大企业中，并没有直接注资来解决困境的，政府支持是拿来锦上添花、创造就业和经济繁荣的。我始终关心的是这些经验对于中国转轨中是否有借鉴作用，以及开放体制下多方博弈的手段和原则。这个对于中国有些现实帮助。

　　这里的企业如果有困境，一般是关掉，拍卖等。政府不能知不可为而为，否则这个政府要下台。例如运营亏损的蒙特利尔MIRABEL机场，最后就是关闭。因为银行等都是私营的，他们不会为政府买单提供财政支持，政府预算要经过议会批准，预算中的大部分是教育、环保和医疗、科技发展等等投资。

　　对于南方证券这样的例子，这里的证券公司有一个监管体系，信息披露比较好，否则有具体人要坐牢。于是投资者可以自行选择，政府也就摆脱了义务来擦屁股。中国的问题是因为掠夺式经营，从来就没有打算长期做下去导致的问题，并非市场不好或者经营者愚蠢。

　　对于银行可能倒闭，这里的做法是每个银行都要向一个保险公司缴纳费用，一旦某个银行倒闭，每个账号上面6万加元以内的钱可以全额偿还。这样的设计保证了人口大多数的穷人不会因为银行倒闭而发生大的动荡。

　　中国政府因为法制上的一些问题，必须为了保证社会稳定来出手解决证券公司和银行的亏损，这种亏损又是因为产权，代理人委托人关系的问题造成的，以目前手段无法解决，旧的问题去了新的问题一定出来。

　　对于乐凯这样的例子，加拿大的战略产业外国资本进入，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但是如果本国的企业经营没有竞争力，政府不会强行介入，一定要它存在。一些敏感领域的产品，依然可以买到，这是与中国不同的。中国在关键领域上无法通过自由贸易得到想要的产品。例如中国宇航员上天，这里的私营公司就说，只要有投资，他们就能从各国采购到重要产品，雇用人员，想送个人上天门槛不高。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个人搞的小飞船花了2500万美元就上天了的缘故。

　　他们的政府支持包括：提供财政支持到某个具体项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就业和拉动当地市场。但是要经过各级议会批准。例如最近加拿大新飞机项目，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行政当局和议会，就各自提供条件，希望这个项目在自己省内进行。不论项目结果如何，政府并没有义务保证企业运行能够盈利。

　　这些是体制上的不同，貌似理想，但是我一直在发掘那些桌面下的交易，因为人的本性都是如此，和体制无关。非法事情在民主国家依然很多，但是因为体制限制，在规模上较小，手段上则比较高明。例如美国能够打伊拉克获得议会通过，和美国政府有意识的公共关系工作有关，这里面是有人在有意识地操作。

　　这里少数能够见到的政府控制企业是省级的能源公司和公共交通公司等。他们和中国原来的政府控制的垄断公司模式接近，弊病相同。经营亏损一般是要求提出涨价来弥补。如果涨价无法得到议会通过，或者幅度不够，因为信息披露完整，一般不会积累到崩溃状态再来解决。大多可以通过裁员，更换领导层（比如引入职业经理，内部市场机制降低成本）等来提前解决。如果说一个企业内部成本过高，或者价格过高，有一些可替代力量将会出现，例如多伦多长期亏损的公共交通，就有私营公司开始经营替代的服务。如果没有法律禁止私营公司提供服务，这里没有人敢于清理整顿私人公司。但是要制定法律来限制私营公司，其难度相当大。因为几方面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议员），就有了一个制衡公营公司的力量。中国缺少的是制衡。

　　中国大企业是需要国家的支持，但是支持的结果应该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研发力量，有市场销售力量，能够进入其他国家，包括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化。这些工作中国企业没有做不是不能，是没有动力去做。也许韩国企业的注资案例有一些说服力，包括韩国这些年从军人政府到民主体制，和韩国企业界的发展变革，互相作用，可以向中国企业界提供一些思路和借鉴，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应该走韩国的注资发展道路，甚至应该说中国更不应该走韩国曾经走过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