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集粹：深圳“第一爆”是不是“第一疼”

　　北京青年报：民间“非议”也应当计入政绩成本

　　什么因素决定领导干部的职务升迁，领导干部就可能对这些因素特别看重，如果民间非议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评价无关紧要，某些领导干部就可能视民意如无物。当年山东泰安市有个乡的群众集体到市委书记胡建学那里告状，说乡党委书记疯狂集资敛钱，弄得大家都没法过了，胡建学却“安慰”他们说：“你们都回去吧，感谢你们为我推荐了一个好干部！”那个乡党委书记果然很快被提拔上去了……只有把来自民间的各种非议也计入领导干部的政绩成本，把群众的感受与评价纳入领导政绩考核指标之中，才能逐渐强化群众对领导干部选任过程的直接参与，加大群众对领导干部的“前途和命运”的影响力，避免“胡建学选官”式的闹剧与悲剧。

　　工人日报：不可行性论证要排除人为因素干扰

　　目前我国的多数政府决策项目论证，都是由政府内部的研究机构来承担的（比如，市政府研究室就是市政府的决策研究机构），论证者往往跟决策者是上下级关系，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这就难免出现迎合领导意志、顺应政府倾向的情况，影响了决策论证的科学性。要改变这种现状，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比如在美国，政府委托一大批高水平、相对稳定的社会咨询评估机构，承担具体的评估论证工作。这些机构和决策者同决策项目本身也没有利益关系，可以较少受到领导意志和其它人为因素的干扰，提供更加客观公正、真正具有独立见解的可行性或不可行性论证。

　　大河报：深圳“第一爆”是不是“第一疼”？

　　因从电视画面上看到这些被炸的高楼都还是新的，笔者既心疼又有疑问：这么大规模的楼群建成不久，为何一下子就炸了？这不太浪费了吗？打开新浪的一看，更惊呆了：90％的网友对此持怀疑和谴责态度，其中一位写道：“这16座楼房，历史最长的不超过27年，可一栋楼房的使用年限至少是50年！若是危楼，当初咋建起来的？若是好楼，为何要炸掉？现在还有许多人买不起房，资源在不断消失，建筑垃圾却不断增长，炸这样的楼房让我们心疼！”

　　大众日报：立“餐票法”来治理公款吃喝？

　　公款吃喝，罪不在无“法”，而在于法治环境的不达。吃喝不止，根子完全在于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财政分配不够规范和市场秩序不够健全上。因而用餐票立法去制止公款吃喝是“孤立”地看问题，初衷虽好，失之幼稚。近几年来，类似“餐票法”这样的激情式立法建议令人应接不暇：月饼不地道了，于是要立法限制其豪华包装；社会诚信不够，于是要立法处罚不讲信用者；立法遏制强讨恶要，立法规范手机短信等等！这些建议都有着良好的愿望，但大部分都能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找到归属，而有些则有失偏颇。

　　解放日报：像李敖女儿那样坚持对抗陋习

　　细究之下，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正面临这样一个悖论：既渴望有更多李文出现，又害怕李文出现在自己身边。大家都深知，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陋习，需要更多像李文这样无所畏惧的斗士站出来，去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但同时，人们又害怕有李文们出现在自己的周围，因为自己可能时时刻刻受到监督和制约，并随时可能遭到他（她）们的诟病和投诉。

　　青年报：英语四六级与学位：挂钩胜于脱钩

　　当然，让英语四六级来当学位把关人，也的确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学生重英语而轻专业学习、学校重英语教育而轻专业教育、英语教学重应试而轻应用等等。但是，如果真的实现四六级与学位脱钩，那首先意味着消灭了一个合格的学位把关人，“严进宽出”的问题将更加严重。由此看来，几家高校一致拒绝四六级与学位脱钩，并非毫无道理。任何的改革都应该是增量改革，高等教育的改革应该以实现教育质量增长为首要目标的。为了保证大学学位不至于真的成为人人有分的派送纪念品，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学位授予软约束的现状，终结大学“严进宽出”的局面；而在必修课考试和毕业论文能够真正履行把关人职责之前，英语四六级需要继续错位下去，挂钩还是略胜于脱钩。

　　南国早报：“代表约见官员”需完善可操作制度

　　人大代表“约见”官员，作为人大监督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人大代表的职权，也应当是人大代表的义务——人大代表对选民的一种义务。人大不仅是“一政两院”的监督者，更是广大选民的被监督者，他们要对选民负责。从这意义上讲，人大“约见”官员，不仅是“要我监督”，而且也应该有一种“我要监督”的原动力。当然，人大代表“约见”官员的可操作制度还需要诸多细枝末节的程序完善，比如：何种程度的问题能够达到“约见”官员解决的地步，官员对“约见”问题的答复和解决时间该如何避免走过场和随意性，人大代表没有主动行使“约见”权以及被“约见”官员未予答复又该如何惩戒，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还需要具体实践的摸索和理论的考量。

　　新京报：电信霸王条款废除后，谁是最佳第三方

　　假如格式合同由第三方制定，则至少从程序上大大降低了合同条款不公的可能性。这正是北京电信格式合同改革尝试的价值所在。格式合同是发达的市场交易所必需的，但企业自行制定格式合同，必然使企业在权利、义务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遗憾的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似乎并不是合适的第三方。工商局负有监管市场秩序之责，其中就包括对合同的部分监管，部分省市工商部门就曾对格式合同进行过专项整顿。而维持与各方利害无涉的独立身份，乃是公平行使监管权的前提。假如未来企业或消费者对该格式合同存有异议，工商局该作何回应？又假如工商部门对格式合同进行专项整顿，对自己提供的格式合同岂不成了自己整顿自己？因此比较合适的第三方，可能是热心公益的法律专家或专业律师协会，他们所制定的格式合同，可以兼顾各方权利与义务的情、理、法，引起争议的可能性较小。

　　燕赵都市报：引咎辞职 为啥能让人想到“另有任用”？

　　现在实行的引咎辞职制度，更像是一种领导干部的“歇”任制度，干到半中腰(任期未满)，出了事情，就让你在旁边“歇一会”。比如在阜阳奶粉、嘉禾拆迁事件中引咎辞职的责任者，至今仍在赋闲，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样长期没有处理结论的赋闲，是干部人事制度中一项非常不科学的做法，既不能明确责任，完善责任追究，对于年轻干部更是职业生涯的严重损失。据了解，自2003年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启动以来，已经有上千干部因各种事故及工作不力辞职或被免职。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建立领导干部的引咎辞职制度，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缺乏严格的公正程序，要么成为问责终止“另有任用”的踏板，要么变成回避矛盾、强制赋闲的借口，这样的制度措施只能治标不治本。

　　中国青年报：金融大案多来自一把手失控

　　针对“一把手”权力膨胀酿成的种种恶果，有专家开出药方：监督“一把手”重在“剥权”，将“一把手”的人事、工程、财务等相关权力剥离，才能有效遏制“一把手”腐败的势头。专家指出，必须建立一个独立于“一把手”权力之外的纪检、审计、监察机构。如在银行系统，应建立独立授信评审制度，由总行授信评审部直接向分行派驻信贷审查官，总行授信评审部及其派出机构，分别设立信贷审查委员会，由各行业的专家组成，行长和部门负责人不参加贷审会，这就避免了“行长说了算”，实现了监督的客观公正性。

　　中华工商时报：更像江湖的中国足坛

　　刚刚发生的“深足内乱”，足以成为中国足球走上所谓的职业化之后的又一大丑闻。在教练员和个别球员之间的博弈分出胜负之后，也再一次证明了在目前的中国足坛，江湖规矩是何等的重要。而相形之下，制度只能成为纸面上的文字，只能成为愚弄广大球迷的一个幌子。幌子之下，掩盖的实际上是中国足球这些年来畸形发展过程中埋下的种种问题……

　　法制日报：网上出售试题与期待包治百病心理

　　这些受骗的人，比那些街头被“换金元宝”之类的伎俩骗取钱财的老太太年轻得多，也更有知识。他们为什么在“常识”面前犯了迷糊呢？分析其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由考试的重要性决定，高考和研究生入学考试，其竞争的残酷性和收益是成正比的，因此会使得一些人去作弊，也使一些人相信小概率事件：比如说自己能买到试题。这和病急乱投医的道理是一样的，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贴在电线杆上那些“包治百病”的小广告是骗人的，但还是有人不断地受骗。其二，则是一些不正常的事例出现，让公众加深对“常识”的怀疑，增加了骗子得手的概率。比如说，这些年媒体曝光了一些地方高考试题、英语四六级考试试题泄露的个案，这些个案使公共信用产生了裂缝，人们发现，原来试题是可能会泄露的，且这种可能性有加大的趋势，原来花钱可以买到真的试题。相信包治百病和买到真的试题，其最大的社会基础正是政府有关部门监管的缺位。

　　齐鲁晚报：个税起征点应有充分的民意基础

　　充分考虑民意方能制定人人尊重的良法。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多层次等特点，统一个税起征点或许并不合适。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就此委托相关机构，由其对全国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成本进行独立的统计分析与核算，并举行专门的立法听证会，最终确定适合各个省区的不同的个税起征点。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民意，并矫正个税的功能“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