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郯城县原政协副主席石玉亭在担任县财政局局长的10年间，聚敛钱财几百万元。他的贪心令人惊讶：从家庭改造房子、私车用油、购买沙发、砖头，到在超市购物，他都要拿发票在公家报销。石玉亭的受贿记录涉及124笔，郯城县几乎所有“吃财政饭”的单位都在行贿人之列。就连财政局的帮扶村也要向石玉亭“表示表示”。（《齐鲁晚报》5月24日）
像石玉亭一样欲壑难填的贪官比比皆是，石玉亭的敛财手段也高明不了多少。笔者感兴趣的只是：石玉亭为什么连修房子买砖头花的钱都能让公家给报销？他为什么能“把花财政的钱看成像花自家的钱一样简单随意”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敛财成本的问题。
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涉及到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一般说来，倘若做成事情的成本太大，或者说，付出的代价太大，超过了收益，那做这事情的人就要好好思量一番，有时甚至不得不放弃。贪官敛取钱财也是这样，如果贪官敛财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完成一笔收益的话，那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他敛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事实上恰恰相反，石玉亭敛财的轻松程度，让人不能不生出“我若……也会”的感慨。
石玉亭敛财的低成本性让人“怦然心动”。例如，石玉亭想办个养牛场，就让人起草了一份以某镇养殖场的名义向临沂市财政局申请50万元资金的报告，临沂市财政局批了30万元，汇入某乡镇的帐户，石就让人轻轻松松地将钱取了出来。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还不是他起草的），一个电话，就轻易地套来了30万元钱。而上级部门既没有实际考察养殖场，也没有追查这笔钱的真正去处，如此容易获取钱财，谁愿意放过这种机会？
贪财的低成本化，实际上就是一直广受诟病的缺乏制度约束的产物。在这点上，西方人的理念与我们完全相反，西方人在法治上崇尚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但在预防上却是推崇“有罪推定”的，所以，他们在财政制度建设的每一步，都先假设涉及此事的人可能会借机敛财，然后针对这种可能采取相应的制约措施。而我们却是先把领导看成是没有贪欲没有私心的“圣人”，然后赋予给他可以签字报销的“一支笔”。以至于领导无论报销什么，只需要有一张正规发票即可——这种漏洞巨大的财政支出制度当然会给并非“圣人”的“一把手”提供了低廉的敛财成本。于是，虚开发票套取钱财成为石玉亭的主要敛财手段。
预防职务犯罪，就要提高贪官的敛财成本，加大其敛财的难度。而要做到这一点，限制“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加强制度约束力，仍然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稿源：红网)(作者：李先梓)(编辑：谭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