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节目专访时，强烈批评了“看病贵”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见5月24日《北京娱乐信报》）。仿佛是刻意替副委员长的批评做注脚，5月22日，成都市一位年愈七旬的周婆婆，在生病后因为怕花钱太多拖累子女，竟然上吊自杀（见5月23日《华西都市报》）。周婆婆的悲剧虽然只能说是一例比较极端的个案，但还是深刻地反映了目前居高不下的医疗费用给弱势群体造成的巨大的现实和心理压力。
那么，“看病贵”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呢？韩启德副委员长指出，以前政府给医院补贴，但是后来这项措施取消了。为了弥补医院的成本，国家给了一个政策，就是药品可以加价15％，作为医院的收入。由于看病属于典型的信息不对称，所以就给某些医院开大处方的不合理现象提供了生存空间。而从医院来说，也就出现了“以药养医”的现象，全国大型医院收入构成中药品收入一度占到了60％。这是造成药价虚高，导致“看病贵”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启德副委员长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那么，当时为什么会依循这样的路径进行改革呢？在我看来，其背后支配性的理念就是对市场的迷信。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只要医疗服务的价格上涨，就会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医疗市场。而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下降，一直降到一个医院和患者都能够接受的水平为止。这时候，就实现了经济学家们挂在嘴边上的“均衡”。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无论有多少新的资源进入医疗市场，医疗价格昂贵的状况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很难得到缓解。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培养医生和筹建医院的周期很长，而且也是因为医疗技术的进步———昂贵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的专利费用等也会造成医疗价格的上涨。据《第三次全国卫生调查》的数据，我国居民平均每次门诊费用在2003年达到了108.2元，比1998年增长了57.5％；而每次住院费用达到了3910.7元，上涨了76.1％，都远远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指望市场调节来自动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是南辕北辙。
这种状况，对富人来说，当然不算什么，但对穷人来说，就只能采取或者“小病拖着，大病等死”、或者倾家荡产、或者像周婆婆这样“自行了断”等方式来解决了。这显然是无助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的。所以在我看来，要根本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只有断然打破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的迷信，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介入，为每个公民都提供一个基本的医疗保障，使之免于“因病致贫”、“因病自杀”。这样做虽然不符合完美的市场教条，却更符合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所以还是应该的。
郭松民，杂文作家。
《江南时报》 (2005年05月25日 第三版)
